（一）

98年5月，在学校举行了一次个人作品演唱会。为了这场告别的演唱会，我准备了两个多月。我在北门外的小屋、整理谱子，歌词，写和弦，每天为这样的劳作激动不已。可是演出的当晚没有调音师，现场效果很差，对着一千多人我异常难过，嘟囔一句不想唱了，就跑下台了。以为再不会唱歌。

 

98年秋天，我想做一支乐队。我开始在酒吧唱歌，一是挣些钱养活自己，另外是寻找合适的乐手。

99年5月1日，在一场演出中，通过一个鼓手的女朋友的开酒吧的朋友的朋友认识了一个弹贝斯的人。这个人认识我现在的鼓手和吉他。他是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他了解到我的想法，很想帮忙。他于是负责和他的朋友沟通，说服他们和我合作。关于那一次决定我将来成为他们的主唱的会晤，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很不幸"。

耿放（吉他），田坤（鼓手）都是刚刚到北京来碰运气的外地乐手，他们大约8、9个人挤在一个不能挣钱的酒吧里，一起琢磨着如何挣钱，却谁也没有挣钱的头脑。我记得我们吃饭总是有一顿没一顿，我的口袋里总是没有几块钱。偶尔给我的吉他买蛋糕，或者凉皮。偶尔一次发了横财请大家吃新疆大盘鸡，买一大堆巧克力派送，就象过节似的愉快。田坤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京城里唯一*贴海报而不是靠打鼓为生的鼓手。这个河南劳模的心尖宝贝，乌鲁木齐夜总会老板最亲睐以及最不热爱劳动的鼓手，和第一个女友恋爱未遂追求另一个女生又未遂的失意男生，那时白天出去贴海报，晚上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里反省过去和忆苦思甜。他招了一个学鼓的学生满以为可以补贴一下家用，可是这个学生迟迟未到。那时日子虽然总是拮据，但总的来说还是愉快。我们无所事事，穷得发慌，却一门心思想着所谓音乐的理想。

为了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我于99年9月开始由工科转读文科研究生，同时在一家报社打工，酒吧倒闭的时候，我们的乐队也就成立了。

 

94年后，耿放断断续续地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吉他，认识了一个学员，我后来的鼓手田坤。他们通信相互鼓励对方一定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摇滚乐手。他们一起在四川、大连、新疆的夜总会、酒吧做搭档，据说很遭"唾骂"。这一段经历让他们十分痛恨酒吧伴唱的无聊生活，只有自己创造的音乐才有意义。94、95年的时候他们是狂热的金属党，无一例外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耳环，英俊飘逸，在台上疯狂无比。
耿放为人厚道、单纯，性格坚定，不骄不躁。在乐队他是核心人物，负责出所有的效果和色彩。而他以他的坚忍和耐力维持了乐队6年。除了踏实之外，他善于动脑筋和打破常规。作为一个夜总会高手，他不是不能够把吉他弹得更好听一些，但是他还是放弃了墨守陈规的solo，有节制地学习噪音。他希望贝斯和鼓都在冷冰冰地打底的同时，他的吉他在里面在里面制造出乎意料的噪音，而主唱的声音在里面如鬼魅一般游荡。我的鼓手14岁出道，在河南、新疆、四川四处游荡，最后来到北京，是为数不多极其聪颖而富于天分的鼓手，他打鼓的激情如此感染了我们，以至于令我从来不后悔那一段歌唱的日子。我深以他们为荣，

遇到他们是我的运气。

于是这支乐队成立了，幸福大街--这个名字源于99年我写的一首充满莫名其妙的悲伤和愤怒的诗。大家一致通过了这种多少带着反讽和自嘲的悲伤情绪。他们热爱幸福大街，尽管他们对幸福是不憧憬的，他们没有白日梦。从八里庄到知春里到北医到海淀南路到蓝靛厂，他们象游击队员一样顽强地转换根据地和敷衍房东，成为了居委会的心头大患，倍受打击的“三无人员"，逃学少年的楷模，貌合神离的整体。虽然朝不保夕，却努力维持着"幸福大街"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不定期的排练，出了无数有意思的动机，虽然偶尔有争执，也为吃饭发愁，但排练是最快乐和最难忘的时光了。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两块钱的剩羊肉，他们虽

然觉得我上当受骗买了最不好的那部分，七八个人还是很满足地分享了它。
（二）

对于一个乐队而言，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缘分了。我以前的梦想仅仅是成为一个端坐在写字楼里衣着整洁的白领，学会发传真、打打字，和男同事或者男上司谈谈恋爱，却没有想到最后成了一名摇滚乐队的主唱。我的鼓手和吉他与无数歌手合作过，他们都唱得比我好得多，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习惯于怯场。长大了以后还是不能在大众广庭之下唱歌。可是他们还是决定和一个校园民谣的写作者合作。吉他平常从来不读诗歌，但是奇怪的是，我把我的诗给他看时，他竟然觉得自己看懂了，而且声称自己喜欢里面的阴暗和疯狂的东西。我是一个不大热络的人，有时异常自卑，有时又十分自大，有时十分宽容，有时又非常刻薄，有时突然就发呆，有时又滔滔不绝到令人厌烦，根本不会和人相处，但是我们居然相处下来了，而且很融洽。这使得我更加肯定了我的处世方法：不管多么笨拙，都要尽量地帮助人，对别人好。 2000年7月，一个新的吉他手加入了我们，代替了我弹的那把箱琴：李维岩，北京人，很年轻，18岁自组乐队，99年遇到耿放、田坤，改变了对摇滚乐的单纯看法。这个小孩为人厚道，性格温和，为乐队带来了生机和新的元素

。

同时，一个身材长大的宁夏贝斯也加入了我们。蒋荣，一个憨厚可爱的小孩子，总是做鬼脸逗我们玩。乐队里5个人，都是颇为内向的人，却都有自己难得的幽默感。5个人在一起，总是笑语不断。可惜我们谁也不是善于外交的人。在北京的地下乐队，如果过于封闭，就不容易找到演出和推广自己。我们的演出极少极少，通常一个月一、两次，有时竟然长达四个月没有演出，乐队是必须在演出中获得荣誉感和认同感的，这样方能成长，这些条件我们不具备，所以举步维艰。在这样一个乐队里，这帮长发穿耳的金属党人削去了长发，火热的血沉降下来，逐渐内敛，深厚，富于变化。

贝斯蒋荣在乐队呆了一年，骑着自行车一个多小时来排练。这个小孩有时非常笨，不认路也罢了，有一回吃饭忘了带钱，就打电话让我火速过去。我打车过去替他付了5块钱。他就甜言蜜语地夸我：老吴，今天真漂亮。让人一点脾气都没有。每次我们都穿最普通的衣服去演出，他总要打扮成一个很酷的摇滚小屁孩，在台上也很卖力气。可惜技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也没有太多关于音乐的想法。2001年7月，我们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技术娴熟的贝斯周琦。小孩毕竟是小孩，临走的时候他难过得哭了，因为他觉得不能够和我们一起玩，不能听田坤讲笑话，不能看着田坤的"小甜甜"女友照片睡觉了。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没有办法，弹不好就是要走人。对于蒋荣我一直愧疚，因为没有能够将他带出来。后来他在一个另外一个

说唱乐队安身，我才放心。等我们发了专辑，一定要送给他，还要请他吃好吃的。

乐队刚出道以来，由于乐手个人素质相当好，现场也做得相当好，在地下的圈子里口碑还是不错的。除了参加连续三年的摇滚音乐节，我们几乎没能参加像样的演出。记得我们第一次演出是三里屯的一个摇滚吧（和大多数的摇滚小酒吧一样，它后来倒闭了）。加上服务生也就才十几个人，我们那天每个人分了12.5元。在昏暗的酒吧里对着数量有限的服务生和老板演出，服务生不能走开，因为有老板在旁边，而老板不走开，是因为那个酒吧是他们家开的。所以我们决定如果下次再去演出，一定要带上钉子和锤子，好把酒吧的门窗都钉死。

做乐队是一件烦琐的事，三年来"幸福大街"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的一切光荣和快乐都来自于它。不管有多少人对我的乐队和我自身的音乐能力质疑，都丝毫不能动摇我的意志。而我终于怀疑它的存在价值的时候，才真正地感到了悲伤。
（三）

我到底曾经是年少气盛，想做中国最好的乐队之一，可是三年过去了，激情渐渐消磨殆尽，最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坚持了下来，我也不甚明了。反正我既没有继续为去美国而努力，也放弃了公派去日本的机会。不知道是因为莫须有的爱情，还是理想和光荣，抑或只是责任感。反正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我们签约了。

2000－2001年我们给三家公司递了小样：京文，摩登，普涞。普涞于2001年12月与我们签了唱片约。计划今年的一月份录音，为此我推迟了托福考试，以及毕业论文的写作。但最后拖到了7月份才录。录音费也只拿了四分之一。专辑据说是9月中下旬发的，但我们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了。

在简陋的录音过程中，我们开始检讨三年的得失，明晰自身的弱点。

我的愿望已经达成，我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幸运，有无数人给予我帮助，可是我已经下定决心除非我做得足够好，才会表达对别人的谢意。

2002年5月20日，是毕业生签约的最后一天。我自知自己不够聪明和能干，在北京不一定能够顺利生存，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并且落户，不得不和一个效益不好的出版社签约。拿着那张签约5年的卖身契，我站在路边，茫然到不知所措。

那时，我还远不是一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