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确实被称作批评的黄金时代，除了上面我提到的美国典型的文学刊物都变成了批评刊物外，在大学里，再也没有什么课程象文学批评课程那样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70年代的文学批评热得有点得意忘形，它根本就蔑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中国人信奉的真理。文学批评从后结构主义那里获得法宝，玩的是空手道。摆脱了文学作品这个永恒性的枷锁后，文学批评自以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在最大可能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疆域之后，文学批评才发现自己已经侵略成性，它如果不对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或文化现实进行掠夺，它就不能一展雄风。很显然，文学批评是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怂恿之下，一味冒进，它自以为无所不能，自以为放浪形骸人近我夫。但却因此把传统文学批评搞得面目前非，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现在已经很难保持纯洁性。它更恰当的称号已经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这到底是提升和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功能，还是取消了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目前还难以断言。但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欧美大学里已经另辟蹊径，很难说它还有多少自以为是的空间。传统的文学课程已经大量被传媒研究、人类学、新历史学、政治学、女性研究……等等（被统称之为“文化研究”这门超级学科）所取代。这种现象在中国还不严重，但似乎也为期不远。只在看看，当今年富力强的那批教授学者已经把文化研究搞得如火如荼，那些最有活力的大学纷纷成立文化研究中心。而一个新近开张的文化研究网站（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几乎把当今中国文学研究最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一网打尽”，就足以见出它的势头。这些现象，离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然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在大学消失也已经不远了。

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或是作为一门强大学科的存在成为疑问。

但文学因此就真的萎缩了，消失了吗？人们看到依然如此蓬勃的文学出版发行盛况，看到文学期刊依然遍及这个庞大国度的各个角落，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跃跃欲试，看到每年上千部的长篇小说堆满了人们的视野。但人们没有被这个“假象”所蒙蔽，这些盛况，这些现场，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演出，所有这些现象都不过是行尸走肉，文学的魂灵已经不再了。然而，我们要追问，文学的魂灵到哪里去了？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它变成了灰烬了，还是变成了气体，或变成了什么别的元素物质？文学的魂灵――确实，文学一直是有魂灵的存在物，从古至今，没有任何文化样式象它这样，发展到如此庞大、高深、精密的地步。没有魂灵，没有一种不死的恒古不变的魂灵，文学得千百年地延续下来是不可想象的。

文学的魂灵从文学中消失了，但在其他的文化类型中显灵。文学给自身留下了一副皮馕，却成了幽灵，附着于各种新生的文化样式中。现在，人们只看到电视、电影、报纸和各种娱乐形式蓬勃生长，文学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在节节败退，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文学依然是――文学从来就是这些文化类型的根基。在这里，我需要强调指出的，这种根基，不只是作为原材料的资源，而是文学的思维和表现手法，一直就渗透进这些文化类型中去。所有的其他文化类型都不过是文学的图像志的翻版。要理解这一点，当然不困难，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看法，谁都知道电影电视需要文学脚本，好莱坞和中国的那些稍微象点样的导演，哪个不是靠了文学作品的素材，或是过硬点的文学脚本才有所作为，否则他们一事无成。确实，这个道理太小儿科了，不足以说明容易被忽略的更深层的问题。

我要说的“文学的幽灵化”，是指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也许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思考“大文学”和“泛文学”的概念。

    实际上，媒体一直在模仿文学。媒体具有的纪实性和现场感的优势，并不是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现实呈现出来，而是力图使之传奇化。媒体追求的效果就是传奇的陌生化效果。媒体的兴盛在于它的图像化，由此造成现场的纪实效果。“图像”就真的能和客观世界重合吗？图像就真的是逼真的吗？新闻报道无疑是所有媒体制造真实的强有力机制。电视新闻得天独厚，摄像机的现场权威性无庸置疑。然而，任何新闻都以“传奇性”为其本质特征，而这正是文学最基本的特质。媒体制造“真实”，也强化“真实”的霸权。然而，“真实”背后包含着形形色色的虚构，包含着艺术观念、编辑手法和制作技巧在里面。电视新闻的拍摄制作过程就是按照特定的叙事法则进行的，主题、题材、角度、镜头的运用等等，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文学叙述方法。那些突发性的新闻事件，更是具有悬念的叙事文体，它们看上去更象文学虚构的产物，而不是“真的”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件。例如，美伊海湾战争、科索战争，以及美国9.11现场报道……；这些无疑是大是大非的国际政治事件，但就电视画面来看，它却象是文学虚构一样离奇，并且也显示出文学叙事的那种视点、角度，结构的转换，人物以及情感反应等等。至于中国的电视新闻，则不过是传奇色彩更平淡些的文学叙事，其人为的痕迹更加明显，它不过是按照标准的文学叙事文本加以图像化的阐释而已。还有形形色色的电视节目，不用说那些拙劣的电视剧，专题片，那些搞笑的娱乐节目，那些对话和访谈，都严重依赖文学性的叙述技巧。没有相当的文学性技能，很难想象这些节目会做成什么样子。人们曾经设想过电视电影思维的独特性问题，也就是摆脱它们脱胎而来的文学性思维的痕迹，但效果并不明显。随着这些节目越来越精致，它们离文学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

当然，现实本身的符号化就使它的文学性含量变得异常丰富。消费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具有符号化的特征，消费变成一项文化活动，没有文化想象的消费只是解决温饱，而消费――这个词最初意义就是浪费，它显然是在解决实际生活之外对各种物品的占有和消耗，才构成消费。比如手表，如果它用于观察时间，则是使用，如果镶上钻石，则意味着消费，那些钻石显然是浪费。没有消费，后工业化生产则无法进行，人们的就业和生存温饱也无法解决。当代生产和生存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推论关系基础上。消费社会使当代日常生活具有无限想象的超越性特征，广告当然在这里起到扇风点火的作用。广告又使人想起图像媒体的霸权，而实际上，广告只是连环画的变种，一些图画，加上文字说明。在这里，说明文字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图像对文学语言和叙事的图解。没有文学性思维和语言，广告则不知其云。重要的在于，广告图像随着电子媒介在特定的时空里转瞬即逝，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能够被人们重复的，只能是文学性语言。大量的广告用语成为指导当代日常生活的圣经，它不断被人们日常行为所重复生产，它构成了日常性的一个最有活力部分。

在消费时代，诗退隐了，退到了生活的边界，退到了一小撮语词亡灵的内心中去了。但消费社会却在滥用诗情，在对诗进行伪善而巧妙的模仿时，也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普及化工作。那些广告用语把精炼的汉语句子搞得神情暧昧却也魅力四射。诸如“做女人挺好”，这是内衣广告，用的是谐音修辞手法；“现代经典，都市传奇”，这是房地产广告，这是大胆的自我标谤；“钛显雍容，至尊气度”，这是手机广告，同样是自以为是定位；“君行万里，坐享其成”，这是汽车广告，显得自由流畅。巧妙的广告用语都在修辞上下功夫，无形中使汉语的表现得到最大可能的发挥，它们使诗性的语言，使语言的诗性在消费社会全面复活。特别是那些时尚消费品的广告创意及用语，总是散发着浓郁的小资情调，它们演绎着一个个浪漫主义传奇，那些浓情蜜意与虚情假意，已经使当代消费生活变成文学叙事。那些消费诱导，引发的消费冲动，以及在购买现场，与导购小姐的讨价还价和调情，这都是由典型的文学性语言在推动消费情境的建立和展开。

广告与其说表明了一个图像志时代的到来，不如说是图像与文学合谋的杰作，而在这里，文学则是其魂灵。通常的说法，文字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形则是，构思就已经被文学俘获了。相当一部分的图像学家几乎是得意忘形欢呼读图时代的降临，但也有清醒者意识到文学语言之不可超越。有些图像学家慎重地考虑了语言文字对图像的深层支配作用。一位美国的图像学家（W．J．T．Mitchell）在其影响卓著的论文《图像转向》中指出：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表征的重复或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该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visuality）、机器（apparatus）、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figurality）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参见《文化研究》，第3辑，第15－16页）对图像的观看阅读，不可避免受到文学思维的支配，因为在此之前，图像本身的文本法则／叙事法则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文学机制。图像自以为遮蔽了文学，但文学的统治是牢不可破的，这不是说文学多么高明，而是说这是我们的文化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图像崇拜始终存在，但文学却向着纵深处发展，人们明明知道，语言是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表现，但人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做了。这就是文学不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