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真是一位视野开阔的作家。

陈竹冰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环衬上有一张帕慕克的作品菜单，12本已经与读者见面的小说中，我读过3本，《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以及这本刚刚读罢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从16世纪一个细密画画家的故事，到20世纪中叶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纯美爱情故事，再到新旧世纪之交一个芸芸众生的土耳其人的半世人生，帕慕克目力所及笔所到处，真让人叹为观止。有一种说法，过于“王顾左右”的作家容易失之浅表，而展读《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之初，真让人有这样的惶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逃不脱那句魔咒吗？

然而，读过的页码渐渐增厚，看似浅表的麦夫鲁特人生故事，回味却特别浑厚。

小说采用了多种叙述手法，多姿的表现手段包装的，则是一个名叫麦夫鲁特的出生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后来去了伊斯坦布尔试图改变生活的故事。去年，我刚去过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逗留了一段日子，眼见为实，土耳其著名电影导演锡兰的电影《冬眠》所呈现的那方土地的贫穷状态，现实比之于电影，有过之无不及，那还是2018年的现状。试想，1957年《我脑袋里的怪主意》的主角麦夫鲁特出生时，安纳托利亚又是怎样的境况？所以，生活难以为继的安纳托利亚的男人，一旦能独立穿街走巷了，都会奔赴伊斯坦布尔，挑着扁担叫卖酸奶和一种土耳其特有的发酵饮品钵扎。

1968年，麦夫鲁特11岁，他像村里所有的男孩那样离开家乡去伊斯坦布尔投靠父亲。到了父亲身边，麦夫鲁特发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城郊荒地里划一块地造一间房子安顿下来是许多安纳多利亚男人的起跑线，只有他的父亲，愚钝地守着被小说称作“一夜间”的简陋房子里沿街叫卖酸奶和钵扎。与父亲一起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伯父已经开起了杂货铺住进了大房子，将父亲和伯父放在一起比较以后，读者以为麦夫鲁特会奋起直追至少能像堂兄弟那样参与到城市的中心事件里，比如投身房地产，但是，麦夫鲁特的脑袋里，有怪东西。

唯有读完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才能明白，帕慕克给自己的这部作品取名“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简直妙不可言。

因为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学辍学以后，服完兵役以后，麦夫鲁特接过父亲的衣钵挑起扁担沿街叫卖起酸奶和钵扎。岁月流变，伊斯坦布尔人更愿意去商场里买放在冰柜里的酸奶，年轻人也不再爱喝奥斯曼时期风靡的钵扎，有家有两个女儿以后，一副扁担已经挑不起足够的家用，麦夫鲁特只好白天售卖鹰嘴豆饭晚上沿街叫卖钵扎，夏天再加一项叫卖冰激凌，赚到的也钱跑不赢渐渐长大的女儿们的需求，这个长着一张少年脸、一声“钵扎”能叫得人顿生怀旧之情的男人，不得已时只好到一家餐馆当所谓的经理、去私有化了的电力公司当收费员。两份职业都不能有始有终，固然造化弄人，可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阻止他随时代而变，比如像餐馆里的其他雇员那样合起伙来欺骗老板，比如像中学同学那样威逼利诱那些拖欠电费的用户，才是麦夫鲁特固化在买钵扎小贩的思维里，难以像堂兄弟、中学同学那样赚到大钱的根本原因。此有一例：麦夫鲁特售卖鹰嘴豆饭的小车、煤气罐等简陋设备被城管没收后，堂兄利用关系帮他找到了拿回小车的可能，麦夫鲁特一到收缴处看到一堆小车里没有一辆是自己的，便扭头而归了。

这个被脑袋里的怪东西束缚得故步自封的男人，一生中唯一一次冲动，是在堂兄的婚礼上一见钟情新娘的妹妹萨米哈后，给她写了无数封滚烫的情书，终于在几年以后在堂兄的帮助下与之私奔到伊斯坦布尔的一夜间里成为夫妻。新婚之夜，麦夫鲁特已经发现新娘不是他想要写情书给她的萨米哈，就算弄清楚妻子是萨米哈的姐姐拉伊哈，麦夫鲁特也毫无二心地与拉伊哈全心全意经营起家庭生活。

最后，帕慕克给了脑袋里有个怪东西的麦夫鲁特一个看似美满的结局亦即让分别失去另一半的麦夫鲁特和萨米哈结为夫妻。可是，年过半百后依然喜欢沿街叫卖钵扎的麦夫鲁特，在用自带忧伤的嗓门喊过“钵扎”并引来几个顾客后，竟自言自语道：“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就是这句话，让我决定将奥尔罕·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推荐给中学生读者。土耳其的社会变化，与此地惊人同步，所以，《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扇窗，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辈在一个现实非常骨感的社会里，是如何丰满地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