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应好友孙晶之约去国顺路上的上海开放大学参加一个图书策划会。天气非常炎热，出了国定路地铁站，我不假思索就往同济大学方向走去。熟悉这块区域的读者一定笑了，去国顺路应该向着五角场巨蛋而行才对。我一个在五角场地区居住过8年的人，怎么会犯这个错？简直不可思议！结果，那天会议我迟到了。

会议迟到者是令人讨厌的。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得知“她与家”系列丛书中还有一本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我“勇敢”地应承了下来。

我有这个胆量，基于我的电脑里存有过去10年中陆陆续续写下的“我和妈妈”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者我亲眼目睹，或者我亲耳听说，当时之所以动念写下耳闻目睹的“我和妈妈”，一定是故事中的“硬核”在某个瞬间击中了我，让我疼让我酸让我苦涩让我甜蜜。30多个故事中的好几个，曾经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过，没有全部刊登，一方面，我不善于主动跟责任编辑沟通，另一方面，当时《新民晚报》的阅读率非常高，每每一个故事刊出后，第二天总有同事朋友会问：“你写的是谁谁谁吧。”来源真实的故事就是有这种麻烦。

故事还在一个一个写着，不以发表为目的地写故事，就是因为那些发生在我身边的“我和妈妈”的案例，让我觉得非写下来不足以平复当时的心情。那么，是什么让我在目睹或者耳闻身边事后心有所动呢？这些“我和妈妈”的故事，看起来都是孤例，其实，是一个时代妈妈们的坚强、包容、脚踏实地或一个时代妈妈们的软弱、狭隘、不知所措。

现在，这些躲在我家电脑里的故事，有结集成书的可能了。开过会议的当晚，我打开电脑里“我和妈妈”的文件夹，一个一个故事浏览下来，我疑窦丛生。

光阴荏苒，随着通讯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地变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手段由面对面、书信等进步成了email、MSN、QQ、微信等即时通讯，我怀疑这些在过去10年里陆陆续续写成的“我和妈妈”的故事，会不会时过境迁而变得不合时宜？然而，当我按照图书编辑的要求将30多个故事分门别类到《今天如何做妈妈》和《今天如何做婆婆岳母》“名下”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通讯新技术虽然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途径和沟通的环节，代际冲突、母亲的焦虑以及孩子的叛逆等等引发的母女或母子，丈母娘与女婿和婆婆与媳妇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妈妈的是是玻璃做的》：母亲的过度担忧导致的女儿神经脆弱、进而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样的案例现在还有吗？肯定有。几天前那篇曝光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牛娃不惜为孩子吃“专注达”，不正是这种焦虑的增强版吗？

《我只能忍受一碗汤的距离》：妈妈想要跟唯一的女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又忌惮女婿，弄得自己没有办法安定生活，只好缠着女儿女婿帮助她换房子，把房子换到女儿女婿家附近。这样的案例现在还有吗？肯定有。离得远就想，靠得近就厌弃，这样的两代人之间的家庭关系，我们见得少吗？

《我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自己没有办法生育却急迫地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到头来却落得个一场空，这样的案例现在还有吗？肯定有。当无法生育的女性变得多起来后，多少夫妻为此分崩离析？

……

有了这个判断后，我开始修改、补充稿子。8月开始动工，按照约定，我只有2个多月时间，太局促了，我原来的想法没有办法兑现，太遗憾了。

几年前，我考出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那些心理学常识不仅帮到了家人更帮到了我自己。我出生后8个月大就被父母送到了外公外婆身边，7岁必须上学了才回家。7年，是横亘在我和我妈妈之间跨越不过去的隔阂，我为什么特别在意“我和妈妈”之间发生的故事？答案在此。7年拉开的我和我妈之间的距离，不是理智能够弥合的，但心理学帮助我调适了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能平和相处。如果时间足够，我很想将40个故事按照心理学原理进行归类，那样，每一个故事后的“议一议”就可以讲得更加有礼有节，也能让读者更容易借鉴。

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留在办公室里通读两本书的二校样。因为坚持了10年每天打40分钟羽毛球，虽然每天长时间面对电脑，我却没有办公室综合征，但那天下午，突然就坐不住了，最后那点校样我是站着读完的。后来我被告知，可能是坐骨神经痛。真有意思，两本书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开头，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束——两天以后，我坐不住的症状慢慢消失，却再也没有复发过，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是不是坐骨神经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