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那会儿，还是能遇到一些好老师的。

我是1980年代早期的大学生，又自己对好老师的定义：1950年代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学术架构的搭建，在以后的10年间，兢兢业业于自己的学问不求闻达只求耕耘。“文革”的暴风骤雨席卷而来，他们一面无可奈何地被政治风暴炙烤着，一面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治学。1978年，大学恢复招生后，他们得以重新走上讲台，憋了十余年的一肚子学问，在那一刻突然获得了迸发的出口，著书立说以外他们将自己的热情全都播撒在传道授业解惑的的课堂上。那时候，大学的课堂精彩纷呈。

我虽比“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晚了几年才进大学，但是，有心的话我们还是能碰上几位好老师的，比如教授“古诗十九首”的马茂元先生，讲授宋词的蒋哲伦先生，讲授文学概论的陈伯海教授等等，甚至，如果我们刻意一点的话，还能听到史学大家程应鏐先生的课。

可惜，那时我少不更事。给我们上中国通史的董先生，年纪是有些大了，声音是有些弱了，在阶梯教室听他的课，必须抻长了耳朵。就算抻长了耳朵，他夹带着浓重方言的普通话，我听起来都十分吃力。但是，这种种岂是我一趟趟逃课的理由？去资料室看小说去看电影去郊游甚至在校园里瞎逛，就算为了不至于缺课太多误了考试成绩不得不坐进阶梯教室，也是当董先生的讲课是催眠曲，罪过呀，以致，大学毕业以后很多年，中国通史在我的脑子里还是残破的“断代史”。

大概是1998年左右吧，上海史学界的几位出色的学者有一个不定期的聚会。他们轮流做东为的是能够围坐在一起忆忆往事说说今世。这些学者的年龄虽有参差，但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颇有建树，又是朋友相聚因而百无禁忌，所以他们谈古论今得有意思极了。幸运的是，我竟然能忝列末座！

我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程应鏐先生的女公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老师的。也许，不定期的聚会就我们两个是女性的缘故吧，一度，我俩走得很近，我因此得以走进她家近切地感受了一点程应鏐先生的治学之道。

哲人其萎斯人已去，我走进上海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新村程应鏐先生的居室，家里只剩下了程应鏐先生的太太李先生和程老师。那栋二楼独立小楼，经由岁月和雨雪的冲刷，已然陈旧，但是，会客厅里那一柜子二十四史已经蕴藏了先生的遗韵，从而让这栋楼气场极佳，坐进这栋房子里的任何一个角落，聆听李先生讲述他们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以及他们在西南联大结识的朋友们的故事，比如沈从文，比如，傅斯年，都是极愉快的记忆。

那个史学专家的不定期聚会，扫除了我大学期间没有认真读书产生的许多盲点，我已经知道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有过一位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教育家傅斯年。只是，听李先生娓娓道来傅斯年的前尘往事，有一种书籍里所没有的因学问而结缘的好友之间的挚情，于是疑惑：是什么让斯文的傅孟真先生变成一门“大炮”的？

傅斯年之死因，大概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

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出席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主持的一个会议。会上，傅斯年一会儿汉语、一会儿英语、一会儿英汉夹杂着就台湾的农业教育改进问题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发表了宏篇大论。与会者后来回忆，2个多小时的会议，数傅斯年校长讲的话最多。他一定是累着了，午饭后找了一个地方打了个盹。可是，一个盹怎能让身心俱疲的傅斯年恢复如初？他应该回家好好休息，可下午2点开始的台湾省参议会他又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不能不说话。更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傅斯年先生说话的时候又不怀好意的人搅局。如果挑衅的人只是与傅斯年先生个人过不去，先生也许不会生那么大的起，当心怀歹意的人质疑台大的奖学金制度时，傅斯年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激动地回应：“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已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它们摈弃在校门之外……”讲完此话，已是晚间6点多钟，4个多小时的会议，让已经非常疲倦的傅斯年先生力有所不逮，又碰上了几个让傅斯年气愤难当的无赖，先生缓慢地走下讲坛时，突然脸色仓白、步履踉跄。上前搀扶的人听见傅斯年说了声“不好”，就看见校长已经瘫软下来。再一看他们的校长，他已经昏厥过去，这一昏厥，傅斯年先生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未几，就告别了人世。

1950年的12月20日，上午为了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下午为了台大学生奖学金问题，台大校长傅斯年据理力争最致诱发脑溢血，不治身亡。台湾大学铭记傅斯年校长为了学生的利益敢于炮打官僚的恩情，在并不宽阔的校园里劈出了一大块地方让傅斯年灵魂安息，名之为“傅园”，以期一代又一代台大的学生能够铭记，台大有今天，离不开傅斯年当年的据理力争。

我去台北，将台大以及傅斯年墓园列入了必去的地方。临行前，与两度去过台北的朋友晒着太阳喝下午茶，聊着聊着聊到了台北的行程，她说：“奇怪吗？台湾大学校园又不大，我那次去寻找傅斯年的傅园，就是没找到。”我笑着问她：“傅先生的著作，你读过几页？”她默然。这倒提醒了我，出发前特意找出久不翻阅的先生的《诗经讲义稿》，浏览了一遍。

与唐山书店的陈隆昊先生约定上午10点在台湾大学门口碰面的。恰逢台湾书展期间，作为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理事长，陈隆昊先生俗务加身，到了10点钟他没有出现在台大门前，我想，这是天意，让我在去陈隆昊先生的唐山书店之前，先跪拜傅斯年先生的在天之灵。

如果我们面对台湾大学那很不起眼的大门的话，傅园就在我们的右手边——一目了然啊。我的朋友怎么硬是没有找到？那一刻，我相信来拜谒之前匆匆浏览的《诗经讲义稿》照拂了我，于是，进入校门往右一拐走进傅园以后，我先在先生的墓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在冬季到过台北，大概没法理解孟庭苇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中所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也许会遇见你/街道冷清/心事却拥挤/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虽然冬季台北的雨说来就来，我在傅园祭拜先生的半个多小时里，天边还露出了一抹阳光。尽管如此，因为感觉就站在了傅斯年先生身边，心里挤满了与傅先生有关的人和事。

如果没有傅斯年这位敢为正义放大炮的校长，台大会涌现像李济、殷海光、张光直这样一身正气又铁骨铮铮的学者吗？

如果没有傅斯年这位肯为学生鼓与呼的校长，台大的校园里抑或就不会有傅园，那么，傅斯年身后的台大学生受到委屈后到哪里去倾诉愤懑？

傅斯年的遗骨，安放在汉白玉修筑的墓冢里。按说，墓地总有肃杀之气，可我绕着傅斯年先生的墓冢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没有感受到一点一滴的萧索。我扶住一根灰白色的希腊式的石柱，或许是这十余根圆柱支撑起来的神殿式的建筑，为傅园灌注了英雄气概？从早年对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学术要求，到后来为了中国教育敢于同蒋家王朝叫板，再到晚年死于与恶势力的争锋相对中，傅斯年他担得起英雄这个称号，所以你看，傅园里的那一池水，终年铮铮淙淙，他们懂得校长的寂寞；水池旁的榕树和柏树，终年郁郁葱葱，它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外表壮硕的傅斯年，一想到学生啊，心思比树上的枝桠还要细密。

我猛然意识到，我的朋友何以会找不到傅园？一定是夏季傅园里的花草树木更加茂密。2月，是台北的冬季，于是，我一转头，傅斯年就在那里。真是：一岁一枯荣，唯丹心和傲骨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