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15年8月。迟迟未贴出，是因为觉得书不错，有些不忍。年末，见此书频频见诸各家好书榜，产生疑问：编校质量不过关的书，能进入好书榜？

因为我信得过的出版人的推荐，我在得到《南华录》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这本书的阅读。

从楚风女士的导读《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开始的阅读，很快让我的阅读神经亢奋起来。作为本书所有文章首发杂志《长江文艺》的责任编辑，楚风女士论及这一篇篇经由她认真编辑过的篇什，是打心眼里欢喜：“我是这部新作的第一读者，也是读得最多的人之一。但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厌倦。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事。做文学杂志编辑的，每天要读大量作品，真是干一行恨一行，有时读到要吐，能从如此的审美疲劳中跳出如许文字，足令我有十分的信任感。”我得承认，如果能够成为赵柏田先生作品的责任编辑，是很快慰的。因为同样作为责任编辑，我要面对的是一些必须花心思读过至少三遍的那些文本，对我本人不会有太大助益，于是，在我几乎被文字充满的时间里，泾渭分明，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所以，我简直痛恨《南华录》的责任编辑了：当职业和爱好如此高度地结合在了一起后，你怎么还如此懈怠？我想说，尽管装帧设计做得非常好，纸张用得也非常好，以致，一本400页刚刚出头的《南华录》售价高达128元。书籍不仅仅供我们阅读，它成为供我们把玩的文化消费品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本从内容、装帧、纸张等等成为一本书的各种要素都达到一流水准后，我愿意花128元买一本《南华录》，前提是，内容还是决定一本书品质的第一要义。

但是，《南华录》编校质量之差，让赵柏壮灌注于这本书的雄心大志，打了很大的折扣。

第74页，“对那个挟私构谄的俞显卿”，显然，“陷”误植为“谄”了。

第77页，“该剧取材于神经故事”，真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差错。

第93页，“以杜天下人之口”，“堵”误植为“杜”。

第326页，一会儿“来凤季”，一会儿“来风季”。

第342页，误将“胼手胝足”写成“胼手胼足”。

第368页，“皆以侧身汪氏发起的艺术沙龙为荣”，以文意，“侧身”应为“厕身”吧？

第387页，“周亮工的故乡沧陷了”，“沧”应为“沦”。

第403也，“19世纪60年代初，周亮工首次官场受挫”，一个低级错误，让周亮工晚生了200年，或者活到了200多岁。

举例至此，我想说，这些编校差错，犹如蝼蚁，啮齿着赵柏田先生精心构筑的《南华录》这栋名曰“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的大楼。

真是一部伟岸的关于晚明南方士人的生活史，尤其像我这样对晚明南方士人的了解仅限于一鳞半爪的读者而言。《南华录》之前，在那一段历史里浮尘的文人，我只知道钱谦益、张岱、陈洪绶、汤显祖、柳敬亭。《南华录》之后，项元汴、祁彪佳、董说、周亮工、汪然明这些名字进入到我关于晚明南方士人的认识中，使得1644年的甲申之变不再是一个政治的局部的概念，而是一个能够让我感受到心跳、恸哭、血流的往事，所以，我特别喜欢赵柏田先生关于我的一个陌生人汪然明最后人生的描述：“1655年冬日的一天，汪然明已近弥留之际，但他的神智还清醒着，他要前来送行的冯云将等朋友就像往常一样，在他家里品画谈诗，吹箫摘阮，丝毫不要介意他，他靠在床上，看着日光投下的影子在窗格上慢慢移动，等到他认为差不多了，于是举手——向朋友们致意，感谢他们最后来送他一程。” 1655年，距离1644年甲申事变，已经11年。在这11年中，陷于亡国之恨的南方士人，已经从最初的魂不守舍到1655年的无奈苟且，我喜欢这一段描写汪然明别去的文字，是因为赵柏田先生将此境中的万般凄怆用悲极而喜的面貌呈现出来，其中的力度怕是一味地伤感所无法企及的。

而汪然明，只是晚明南方士人群中的边缘人物。这个以商致富、以金钱慰藉失意的李渔、张岱、陈洪绶、柳如是的徽州盐商身上透露出来的晚明南方士人之气，毋宁是张岱、陈洪绶气质在他身上的投射。一个晚明南方士人群中的边缘人物在临去之前都能表现出一种如此清癯的质地，能够推断出来吗？一群晚明南方士人何以在国破山河在的数十年里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艺术高峰！

让我们在今天重睹芳华的，是赵柏田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南华录》。只可惜，编校差错如同蝼蚁，让赵柏田先生精心营造起来的展现晚明南方士人艺术成就的大厦，有些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