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建筑学之目瞽者，不知道普利兹克建筑学奖的分量，所以，王澍先生荣获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学奖的消息会从我的眼前一闪而过。

是一条微博链接，促使我花了一个晚上在网上遍寻这位到今天可谓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建筑学家的资料。

这条微博的链接说，王澍的硕士论文篇名叫《死屋手记》。《死屋手记》，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个学建筑的理科学生，对在中国的名声远远小于两个托尔斯泰的作家熟稔到可以随心所欲地移用他的小说篇名，这人的学养一定不弱吧？果然，在有关王澍的网络资料上，有如下表述：

王澍的文章就是美文，写得特别好。

王澍在大三时就把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翻得烂熟，他的阅读面甚广，他精通古诗词，说着说着就能背出《世说新语》，他的所有设计都是亲手画出来的。

王澍的国学底子极深，对书法的流派、特色很有见地，他只看碑，不看帖。

……

如果教育的终点站不是考进大学，而是让受教育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能够蓬蓬勃勃，那么，在中小学生被同质的数学题目、夹缠不清的英语语法题目以及无休止的对文本作固有模式解构的语文题目纠缠的气喘如牛的当下，王澍被授予世界建筑学界的最高奖项，等于是问了教育一个大问题：那么早就让学生文理分科，后遗症有多大？

按照专家的设计，读到高三学生才开始文理分科从而能有充分的时间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事实上，大多数学校在学生进入高二时就让他们分班，如此做法的结果是，文科班的学生连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皮毛都没有学到，反之，理科班的学生亦与历史、地理等学科擦肩而过。连浅尝辄止的机会都不给学生，又遑论让他们在学习中对某一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上海中学生报》和上海博物馆有一个长期合作项目叫做“我看博物馆”征文活动。这项已经延续了十余年的活动，参与的门槛很低，即要求愿意参加的学生写一篇与博物馆相关的文章；参与的回报却很高，获奖的学生能在当年暑假参加组办方提供的“文博之旅”夏令营。在夏令营的目的地无远弗届的今天，“文博之旅”夏令营以什么标榜是高回报的活动？原因简单，博物馆可以带领营员们走进普通游客进入不了的参观区。这些年，“文博之旅”到过周原遗址、佛光寺、德化窑、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等等蕴含丰厚中国文化的博物馆或遗存，特别是这一群中学生走进陕西省博物馆，功底了得的女馆长竟亲自担任讲解员给学生破译珍贵的馆藏文物的前世今生，而这样的待遇，是“文博之旅”所到之处几乎都能享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能让人获益终身的活动，近年来却越来越难吸引中学生踊跃参加了。

组办方除了无奈地看着学生被林林总总的补习裹挟得渐渐失去语数外以外的任何兴趣外，也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凡是在“我看博物馆”征文活动中得奖的学生，日后都很愿意回到上海博物馆当志愿者，我们因此在无意中得到这样一个反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国内外一流大学录取。

这一反馈，是否与王澍获普利兹克奖互为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知识架构全面的人才能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走得又稳又远。君不见，瘸了一条腿的人登顶珠穆朗玛到底要比健步如飞者费力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