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的后半截来自《东方早报》于2011年8月17日出版的《地平线与早晨的空气——上海国际文学周原创文学特刊》中毕飞宇的小说《彩虹》的最后一句话。

在文学期刊日渐式微的当下，《东方早报》在上海书展开幕日推出这样一个特刊而不是更好卖的八卦周刊，我怀疑他们的时间坏了。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一对空巢老人为了感觉与远在他乡的三个儿女息息相关，在墙上挂了三个钟，分别是旧金山时间、温哥华时间和慕尼黑时间。不明就里的邻居家的男童特意电告他们：你们的时间坏了。

正因为《东方早报》的时间坏了，我们才能在2011年炎热的初秋感觉到文学那炽热的温度。

勒克莱齐奥的《非洲人》：在非洲义务行医的经历，加深了父亲性格中的阴郁。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的阴郁必然改变着一个家庭的生活质地，勒克莱齐奥因此变得敏感、多思、脆弱起来，对他而言诉诸笔端要比口头表达轻而易举得多。

珍妮特·温特森的《魔鬼指向婴儿床》：女儿因《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而让文坛喧哗，母亲没有因此感到荣光，而是一味地指责女儿为什么要把家里的私事写出来。如此往复，女儿郁积在心里的不快成了急于找到倾诉对象的原动力。

科尔姆·托宾的《地平线和早晨的空气》：一对孪生兄弟有着大相径庭的性情，造成的结果是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有的那个早逝，贫穷的继承了哥哥的遗产，于是衣食无忧地享受起了淡定从容的生活。

三位，西方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巨擘。托宾的那一篇是小说吧？一定是的——他们用亲身经历或亲身体验，告诉我们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可能性，这种内省，让这册《特刊》厚重但不失于好读。

格非的《印度纪行》则是明白无误的游记，一篇囿于游记的格式却有别趣的游记。那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教授眼镜的猴子、那只以同样的速度叼走作家盘中牛排的乌鸦，那一村寡妇、那一街印度人……其实，这样的瞬间去印度的人都能遇到，但是格非写的让我们难以忘记，他用看似平常却出人意表的文字，呼应了三位大家：谁能成为作家。

比如葛亮，看照片上的他，年轻明亮得让人闻得到阳光的味道，《竹夫人》却写得阴柔有余。一如我以前遇到的葛亮小说，《竹夫人》很好读，《特刊》中数他这一篇篇幅较大，可是不知不觉中我就将它读到了结尾，而这篇小说的结尾最令人存疑。这样的结尾，30多年前的孔捷生就已经预设过，且更加前卫，葛亮在30多年以后殊途同归，难道正应验了托宾的小说理论？结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叙述的过程。

毕飞宇的《彩虹》，故事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轨道里行进，表达也就是流畅，可就是好看。为什么好看？王安忆评价托宾的小说何以引人入胜的原因是：把生命的情感传递到虚构作品当中去。

张悦然《时代沟壑里的母亲》：一个母亲的节节败退。我一直不那么喜欢张悦然的作品，这一篇，她笔下的母亲让我无法不对号入座，她以那样刻薄的笔调将一个姣好的少妇写到邋遢得不自知却让旁人绝望的中年妇女，真叫我这个同辈人有沦肌浃骨之感。

骆以军的《房子和女儿》：我有些迷瞪，到底是小说还是随笔？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在万家灯火的都市女儿无以寄托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的无助感，读来让我在酷热中分明触到了冰凉。

董启章的《香港地图》：非常清晰的老香港地图，是跟这边的老上海、老成都、老北京等等系列丛书一脉相承的路数，充实的考据让写小说的董启章的另一支笔也摇曳生姿。

还有王安忆的《像爱套娃一样爱你》、孙甘露的诗《弦管消永夜》和岛田雅彦的《劣币》。相对而言，我不喜欢三位作家的这三部大小作品，所以，提过就罢了。

从上午读到傍晚，一天里我由这《特刊》体验了五味杂陈的纷乱，可是，它们都安静地排列在“文学”这个素雅而高洁的名词下。很多人以为报纸就应该是八卦加刀光剑影的速朽品，我却将《特刊》放进了我最喜欢的那一架书橱的书与书的夹缝里。

今年，《东方早报》屡有惊人之笔。在上海书展的开幕日，它没有像有些媒体那样以明星、大腕签售的消息以期博得读者的青睐，而是背离当下报纸唯一的运行轨迹，走向了一条还文学真面目的环保的寂寞的洁身自好的羊肠小道，怎么理解？只能说他们的时间坏了。我这样的读者算是既得利益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