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年那一年，得了一套马格丽特·杜拉斯文集。很漂亮的一套书，拿在手里摩挲久了终于忍不住打开了其中最有名气的《情人》。

以为熟悉的情节和熟稔的词句会扑面而来，谁料，除了经典的“我已经老了”这第一句话外，句句都是陌生的，越往下读，这种陌生感就越强烈，我几乎惶恐了：以前读过《情人》吗？

《情人》不大，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读完了，读完之后，才确信自己以前是读过的——其中特别微妙的词句都让我想起当时读时的微妙情境，比如，“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就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这种只有文字才能表达出来的特质，电影里没有。对了，为什么重读《情人》会让我产生那么强烈的陌生感？电影冲击的。

电影《情人》，更多地关照着容易激起人们好奇心的情节：一个白人小姑娘，因为家境贫困，母亲乖戾；因为母亲乖戾，小姑娘疏离于殖民的白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与一个有钱的中国男人上了床，以致遭到了生活在殖民地的法国人的唾弃。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不能忘记那个还没有长熟的女孩：带着一定男式的礼帽，穿一件显然由她母亲的旧衣服改制成的真丝连衣裙，一双还算得上时髦的凉鞋。所有看过电影的人，恐怕更不能忘记的是，女孩委身于有钱的中国男人时的场景：显然没有成熟的少女被看似有些羸弱的中国男人压在身体下面，炎热的夏天才有的晃眼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透进来，透不进来的是热带特有的嘈杂的市嚣声……杜拉斯的作品向来以叛逆、乖张著称，《情人》尤其如是。白人在殖民地的生活原本就神秘，像《印度之行》不就是赢得了不少人青睐的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的好影片吗？更何况杜拉斯为我们安排的主角是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法国女孩。电影因此掉入这样的陷阱，过多地渲染了“情人”这个概念，没有用足够的篇幅来说明为什么在彼时彼地会产生那么一对“情人”。不知道杜拉斯在看了电影后作何感想，反正我是觉得电影削弱了小说的力度。

一个十二岁的法国少女，她自小生活的环境一定会告诉她不要轻易跟非白人过多地接触。虽然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白人那里，优越感还是溢于言表的。那么，一个白人女孩，怎么会委身于一个中国男子？好像是因为家庭的贫困？然而并非如此。是殖民地这一个特别的概念促成了这一对情人。这个殖民地的概念让母亲不能容忍身在殖民地还沦为穷人的现实。而屡战屡败的境遇又使母亲变得那么乖戾。不能在家庭中享受到温暖的法国少女，只有游荡在殖民地这个光怪陆离的天地间，而炎热的气候又逼迫这她只有躲进中国男人那被百叶窗遮蔽了炽热的屋子里，还热，中国男人会从双耳瓮里舀出清凉的水为她沐浴。

一个在殖民地里找不到认同感的法国少女，遇到了这样的中国男人和中国男人能够给她的物质生活，她还求什么？

所以，重读《情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她简直不是小说。相对于讲究情节铺陈的小说而言，《情人》更在意于法国少女在彼时彼刻的心灵感受。与其说是情节撑起了《情人》，不如说是心情的更迭撑起了《情人》。我们认真读《情人》，恐怕更感怀于法国少女那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谢天谢地，文字总有影像到达不了的境界，比如，小说《情人》和电影《情人》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