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犹豫要不要去听这场音乐会。不去的理由是，上次去现场听巴托克的《小提琴协奏曲》伤了脾胃，而巴托克是这场音乐会的主角，下半场的40分钟是他的《乐队协奏曲》，我怕噎着。

去听这场音乐会的理由，是王健。顺便，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开始听音乐会以来，只要有王健，有可能我都去听。听了他的德沃夏克、海顿、勃拉姆斯……听一场，就像秋天的雨水，一场是一场的能量，渐渐地，就寒蝉凄切了。我怕对王健的现场追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无法不去想这场音乐会，直到买了票，才知道那些天的躁动不仅仅因为天气总是酷热。

肖斯塔科维奇不是德沃夏克，会给大提琴充裕的暖场时间，一上来就把它扔进了神经质的快板中，叫人窒息。这种随缺乏安全感而来的踯躅，密布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里——白天听的一场心理学讲座，老师说不要计较过往，不要期待将来，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就是幸福，如是，不把忧心和恐惧一点点地累积到难以抑制的情绪，何以催生出这样一部惊悸得叫人咆哮的作品？对，就是咆哮，王健用他熟透了的琴艺和日积月累起来的人文情怀，把肖斯塔科维奇留在人世间压抑了的愤怒，尽数倾诉了出来。同样出色的表现，还出现在第三乐章的华彩乐章里。王健论及陈其钢时说过：“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又不愿意让人觉察到他的敏感，于是，就投入到创作中去了。这恰恰是最好的创作状态。”我觉得这段评语用在他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华彩乐章时，无比恰当，我听着心境久久久久地沉郁着，却是非常受用，犹如攥着一把汁液饱满的果实。指挥克里斯蒂安·雅尔维凝望着他，伦敦交响乐团的团员们注视着他，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王健是中国人，他成长于上海。

听现场，这种奇妙的感觉常常相伴而来：作品表现的情绪是沮丧的，可因为艺术家的出色表现，又让你倍觉欢畅。

听现场，也有这种时候，就是艺术家的表现与作品所要渲染的气氛相得益彰，比如，在雅尔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的时候。

1943年初，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虚弱的身体突然变得恶化。眼看自己的好朋友如此境况，著名指挥家库塞维斯基请求他创作一部作品来纪念自己已故的夫人。两人对此事都很郑重其事，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次谈话以后，巴托克的健康状况一下子有了好转，医生让他出院回家休养。1943年8月，巴托克开始创作他的这部《乐队协奏曲》，10月乐曲总谱完成。第二年的12月1日，在库塞维斯基的指挥下，《乐队协奏曲》由波士顿交响乐队首演于波士顿的交响厅，大获成功。库塞维斯基后来评价说：“本曲是最近二十五年来最出色的管弦乐作品！”有人猜测，是这部作品让病入膏肓的巴托克多活了两年。那么，我们何其幸运？巴托克点燃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这部杰作，同时，也为许许多多管弦乐团留下了一块难啃的骨头，“为技巧娴熟的交响乐队提供了一次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是乐迷对巴托克这部作品不二的评价，而雅尔维用他激情四溅和无比性感的指挥，让伦敦交响乐团在上海大显身手了一回，40分钟的作品，我听着忽而是暴风骤雨袭来，声势浩大；忽而是如清风细雨洒过，温润如酥；除了行云流水，还能比喻什么？那次听巴托克的《小提琴协奏曲》时的乱和烦以及接踵而至的懵懂，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