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套《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收在《傅雷译文集》里的。读罗曼·罗兰这部大部头之前，已经读过他的《贝多芬传》，知道了作者塑造这个角色是以贝多芬为原形的，所以读的时候头脑里就是贝多芬那张如狮子一般的肖像，胸腔里满是英雄主义的情怀。

在20多年后，应我的同学、著名剧作家顾伟丽的邀约回忆当年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感受，当然要将藏书中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翻检出来从头至尾粗略地读一遍，发现我不仅在扉页上记下了购买此书的日期：1983年10月15日，发票还夹在里面，是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二楼学术书店买到的。这张发票，有见字如晤的温暖，我马上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你什么时候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二楼的学术书店，总能遇见如饥似渴的书虫在选书或登记买书。是的，那时你想买一本书不是一抬腿去书店或在网上动动手指头就能得到的，我的这套《傅雷译文集》就是在这家书店先预订了，从1982年3月买第一册到1984年9月买到最后一册，前后等待了两年多。一套总共16册的《傅雷译文集》，买全了竟然需要两年多，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20多年前就是事实。除了客观条件所限，人们对书本的渴求，也使书店里总是人头攒动着。那个时候，我们怎么会如此狂热地对待书本？1978年恢复高考让许多原本打算在农村修一辈子地球的青年凭借书本跨入了大学的门，自己的人生因此改写，这个事实让许许多多年轻人以为谁的头脑里拥有的书本多谁就有可能攀上金字塔的顶端，这正吻合了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宣扬的人生观，于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时洛阳纸贵，只要是在大学校园里，不管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人人都能说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表象。在内心深处，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人人都是克里斯朵夫，当然，各有各的人生终极目标，音乐家、科学家、文学家，不一而足。

我选读中文系，是与我少女时的理想接榫的。不错，我想当一个作家，而且是有作为的作家。我很认同《约翰·克里斯朵夫》，厚厚四本大书，我记得没日没夜地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读完了，牺牲了睡眠时间是当然的，还耽误了一些课程，那么好的老师给我们解读《沧浪诗话》，我却人坐在课堂里两耳不闻老师的讲课声埋头只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昂扬的时候我也亢奋，克里斯朵夫伤悲的时候我也落泪，克里斯朵夫陷入爱情的时候我也悱恻，克里斯朵夫最终战胜了人生旅途中的沟沟坎坎站在辉煌的舞台上时，我把克里斯朵夫当作了偶像，觉得自己只要像克里斯朵夫那样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是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的。当然不是这样的，所谓成功的背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和百分之一的天赋，其中，天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重新粗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佩服的是作者罗曼·罗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上世纪初，现代意义上心理学还刚刚萌芽，特别是我比较认同的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艾里克森的自我发展理论还要稍后才能产生，可是罗曼·罗兰已经将人生可能出现的危机借助克里斯多夫这个人物一一呈现给读者，比如：信任危机、自主性危机、勤奋危机、亲密危机、繁殖危机、自我整合危机，等等。人只有在这些危机来临能够很好地调适自己，安全地度过这些危机，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人人都是克里斯朵夫”，倒是不错，在罗曼·罗兰的想法里，人人应该是健康的人，再甄别谁是英雄。

巧的是刚刚读过徐则臣发表在今年第五期《收获》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居延》。一个名叫居延的外省女孩因为同居男友失踪了跑到北京来寻找。什么宝贝男友值得居延跑到北京来试试运气？他是大学里的哲学教授，知识渊博，上课时口若悬河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女学生，还不肯就范于俗世俗人。一个女学生眼里的真命天子呵，真的非常值得居延辞了工作别了父母到北京寻找。在北京，居延得到了老乡唐妥的无私帮助，人人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好的一对，可居延不肯就此罢休。当重新找到工作的唐妥打电话给居延要到饭店庆祝一下的时候，接听电话的居延竟然与自己久寻不着的男友相遇了，可是，她却对着电话告诉唐妥：“哪里都不许去。我做一大桌菜，都是你爱吃的，我们回家庆祝。”

用一句小说中的话替我说出我读这篇小说的感受吧：温暖的力量巨大到可以伤人。

安适的平民的幸福生活替代英雄主义在我心里的位置，不知道是我就要老了，还是社会在更迭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