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琳按：发《铁凝：款步轻移转身时》时先生让我写个按，今天收到先生几篇美文，先生没说要写按，也没说不用写按，可把我给难住了，到底写是不写呢？我想征求一下先生的意见。当我一口气读完《〈都市〉——我的岳家》这篇有趣的文章就迫不及待的把它发了出来，没什么比尽早的把好文章呈送到读者面前更好的事了。按不按我就暂且这样自作主张了。　　　　　　　　　　　　

                             《都市》——我的岳家

　　　　　　　　　　　　　　　　　　　　　韩石山

礼拜五？行啊，没问题！

书房里我刚放下电话，正在客厅拖地板的妻子问，谁家约稿吧，这么痛快，电话里能看清楚？

她知道，自从退休后我变得特别刁钻，轻易不答应报刊的约稿，除非是美女编辑，理由堂皇得可怖，说怜香惜玉等于扶贫济困。因此她的问话里，隐含的意思是，又犯贱了。

这回她可失算了。我说，岳家的事，能不痛快吗？

噢，《都市》约稿呀，那可要好好写。

女人嫁了，不管多大年纪，怎样相夫教子，心里总也忘不了的是娘家的事。越是好女人，越是这样。如果这也算得一条社会定律，放在贱内身上，可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真正的娘家已无事可让她操心，理念上的这个娘家也就有了操不完的心，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她是《都市》的一员，是《都市》的女儿。

妻子是人家的女儿，我这当丈夫的，只能是《都市》的女婿了。这话最早是孙涛先生说的。那时《都市》还不叫《都市》，叫《城市文学》。

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具体地说，就是1984年秋天，我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吕梁山区，调到太原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事写作，妻子与一双儿女随调。儿女正当学龄，就近上五一路小学没有发生大问题，而妻子的工作安排可就大伤脑筋了。妻子学历不高，身份却属干部编制，自然不愿意去工厂或是什么集体性质的事业单位。孙涛是我的老同学，其时是《并州文化》的主编，知道了我的难处，说“叫淑娟（妻子的名字）来我这儿吧！”

去了做什么呢，编辑是当不了的，好孙涛，真聪明，给单位买了一台打字机，就是那种夹起一个铅字，咔嗒一下打一个字的那种老式机子，说是单位需要一个打字员，便将妻子名正言顺地调入了。干一年多，孙涛高升了，调到《城市文学》当主编，问我淑娟怎么办，我说，那还用说吗，你到哪儿她到哪儿。就这样，妻子到《城市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财会人员直到退休。

大概就是老孙当主编时惯下的毛病，只要城市文学社有事用得着我，只要给淑娟说一下，就等于派定了。不说单位的事了，老孙的集子出版了，我见了怯怯地问：可需要写篇评论文章。最希望得到的回答是，老孙能像“拒腐蚀总不沾”的领导干部那样说句：“少来这一套！”或是我后来遇到的那些对文学半窍不通，对我这样的三流作家的文章更是不屑一顾的文坛恶棍那样，说句：“压根就看不上你！”既落下人情又不必劳心费力，没那等好事，老孙比我聪明得多，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笑眯眯地说：“不忙了来一篇嘛！”

那几年常在一起开文学方面的会，正好我俩在一起，我最愿意的是听他介绍我们的关系是老同学。都是山西大学出来的，他是中文系，我是历史系，一个年级，在学校就认识，说老同学名正言顺。每当说完这层关系，老孙总要添上一句：“老韩是我们编辑部的女婿！”不管他是怎么样想的，我一听这话，就觉得身子矮了一大截。再一想也就释然了。过去人说，丈夫无能，随妻改姓，我这是丈夫无能，谁关照了老婆谁就是岳家。

后来老孙不当主编了，但这名分定下了，萧规曹随成了孙规韩随，后来的历任主编也就一概当做岳家伺候了。

这也是缘于我的一种人生理念。我从来就认为，作者与编辑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关系的是人。我跟多少刊物打过交道，留下印象的只有编辑部的人，从没想过那个编辑部是什么样子。常是没那个人了，跟那个编辑部的联系也就断了。《都市》这个编辑部，除了身份比我高一辈外，对待我这个老作者，那是没有一点说辞的。不说别的了，就说稿费吧，这最能见出人心，给别的作者若是千字三十元，给我总会多那么一元两元。可别小看了这一元两元，那就是几个喷香的白面饼子，困难时期是能救人一命的。

这就要说到《都市》后来的几个头目。

头一个该说的是梁枫大姐。

第一次见梁枫，好像是在一次研讨会上，那时她还没有来市文联任职，我也没有后来那么落魂，一见面她就夸我在《太原日报》写的系列文章怎样的尖锐，怎样的俏皮，她看了怎样的喜爱。当下给我的感觉，能得到梁大姐的夸奖，就是往后《太原日报》不给一文钱的稿费，我也要不屈不挠地写下去。记得就在会上，梁大姐还出了个题目让我写，后来写没写不记得了，很有可能是写了的，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正文思枯竭，恨不得满大街爬在地上找素材，梁大姐是行内人，说能写的肯定是个好题材，怎么会不写呢。

一晃又是多少年，再见梁枫大姐时，已是《都市》的主编了。她这个主编，跟此前此后的主编有所不同，她的第一身份是太原市文联的主席，第二身份才是刊物的主编。记得梁大姐当主编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一个什么研讨会上，就在市文联的大会议室开，一见面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来了才知道老韩是我们的女婿呀！”

我当下差点晕倒。一时的感觉是，倘若过去说的岳家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的话，那么以后这岳家就有了实指了。泰山不知是谁，泰水定然是梁大姐了。

艰难的世事，早就把我磨练成了个圆滑甚至奸滑的人，觉得人生在世，许多事情是无可无不可的。有了岳家就该有泰山，没有泰山有个泰水也不赖嘛。再说，梁大姐是个多么漂亮的人儿，风度优雅，仪态端庄。若没有妻子这层关系，像我这个倒霉样子的，就是提上礼去门上求情，梁大姐也未必肯说这么一句亲热话。

看到这儿，有人或许会说，老韩呀，把你的流里流气的话收起来吧，梁主席当时可是有一把年纪了，不爱幼不能不尊老呀。这叫什么话，你是说人老了就不该用漂亮这个词儿？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这就要说到我的另一个人生理念了。对于女人，除了特殊情形特殊对待外，我的眼里只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漂亮的女人，年轻时是漂亮姑娘，中年是漂亮女人，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反之亦然。梁主席当时还没有到老太太的年纪，只能说是漂亮女人。再就是，我对女人漂亮不漂亮的评判，用的是推导法。一个自己敬慕的女人，纵然年纪大些，用推导法一推导，比如说推到十年前，二十年前，马上就还原成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梁大姐就是那种最容易还原的女人，你看那身段，你看那脸盘，连还原都不用，就是个漂亮女人嘛。

唯一遗憾的是，梁大姐当年太忙了，没有时间看稿子，若是常看稿子，我得到的夸奖肯定比谁都多。

下来该着说谁了？该着说哲夫先生了，不，还是放在下面说吧，什么都是凑堆儿，说到女的，由不得就想到刘亚瑜女士。社长兼副主编，地地道道的管家婆儿。

最早知道亚瑜是什么时候，让我想想，可早了，早到我还没有调到太原。此前我在文坛上已薄有声名，一年里头总会来省城开上一次两次的会，与会的也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开会之余免不了在一起议论议论女人。记得某次，一位太原的作家说：“市文联的刘亚瑜，是个美人坯子！”他那太原话，说起“坯子”二字，我听着总像是“痞子”，觉得这个组词实在是太妙了。美人而能因美成痞，等于说不管怎么都是个美，说起话美，笑起来美，骂起人美，撤起泼也美。

从此以后，就有了一睹芳容的念头。

记得是后来不久在侯家巷招待所开的一次会上，无意间听人说，刘亚瑜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就总在留心谁是那个“美人痞子”。眼看就要散会了，还没见上亚瑜，晚饭后在招待所院里散步，忍不住对省作协的一个朋友说，听说太原市文联的刘亚瑜来了，我怎么没见到呀。那位朋友朝门口一指，说，那不就是嘛。急忙看去，只见一个身影在门口一闪就不见了。仅从那袅袅婷婷，飘然而逝的身影上，我就信服了那位太原作家朋友的话，果然是个“美人痞子”。

想不到的是，三两年之后，这个美人儿竟成了我岳家的一员。

认识之后，我倒真的希望亚瑜是个泼泼辣辣的“美人痞子”，哪里会呢，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方知，在山西文艺界里，亚瑜不光是美女，也是才女，还是个行政长才。别说骂人撤泼，就连高声说话在她那儿都不多见，什么时候见了，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雍容大方，说起话来清清爽爽，办起事来利利索，尤其是那不经意间的一笑，几分自信，几分妩媚，真应了《诗经》里说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亚瑜最可贵的，是她的人情味儿。有一个时期，编辑部的几个人常在一起聚餐，比如月初发了刊物，大家劳累了一场，就在跟前的小饭馆里嘬上一顿。每当这时，亚瑜就会跟淑娟说，叫老韩也来吧。她知道，我在家里从不做饭，淑娟不在家，可吃的东西只有方便面，要么就是剩饭剩菜。去了，就在编辑部斜对面的“黑砂锅”，多半还有新雨、少琳、小程，一般不会有哲夫，有哲夫时一定是在一个高档些的饭店。点的菜，一个是砂锅，第二个还是砂锅，区别仅在于这个锅底比那个更黑也更脏。此外就是山药丝、炒豆腐、回锅肉之类的家常菜。那几年，我还喝酒，只要我来了，亚瑜常会让小程去旁边的便利店卖上一瓶“黄盖汾”，说是怕饭店里有假货，喝坏了我的身体。别看都是些普通饭菜，普通酒水，一经亚瑜热情指点，你吃了那种舒服的感觉，绝对胜过什么大酒店、大饭庄。

亚瑜是才女，那是没有说的。她的散文，别有一种清新典雅的韵味，在山西的女作家里，是很少有的。后来她出任山西女作家协会的主席，可说是实至名归。对不住的是，早些年，有一次我说给你写个什么吧，她将过去发表的文章让淑娟拿来了，一放就是大半年，我也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亚瑜从来没有催过我，后来听说她出了书，一次见了面，我惭愧地说，你看我这个人，说了写总也没有写。亚瑜大度地说，写不写吧，你把你的文章写好了，我们看了一样的高兴。

这就是亚瑜，多有涵养多有境界多有品格！

这样说，并不是说亚瑜对我从来只是关照，不是的，有时也会批评我。纵是批评，也是亚瑜式的，谑而不虐，风趣幽默，见出才情，也见出性格。比如有一年，新雨的散文集出来了，我给写了篇评论文章，正好遇上一次小聚会，亚瑜当着我与新雨的面，说：“你看人家老韩多有眼光，批评余秋雨，表扬杨新雨。”

提到新雨就说说新雨。

《都市》的几个朋友中，跟新雨打交道不能叫少。好些年了，他一直是刊物的副主编，分管稿件编辑，我的稿子大都是经他之手刊发的。有时候，会打个电话，说他要编一期什么，问我可有相宜的稿子，我总是痛快地答应一声：“行啊！”有现成的很快发过去，没有就赶紧写一篇应卯。再就是，他跟淑娟在一个办公室，我偶尔有事去办公室找淑娟，多半会遇上。见了面，先谈点别的，拐上两三个弯儿，总会拐到文学上。新雨的性情，最是斯文，最是和气，跟新雨在一起而不谈文学，总有一种对人不起的感觉。也是一种遗憾，就跟见了神仙不讨点仙术一样，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

这当然是因为他在散文写作上的造诣。他的散文集《仰望孤独》曾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散文名篇《养母》入选孙绍振先生主持编选的一套中国语文教材。这样骄人的成绩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谈起文学写作，他却是那样的谦诚，那样的坦直，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编辑部找妻子，正好淑娟去财政局办事去了，于是我们俩便闲聊起来，三拐两拐就拐到文学上来了。

“老韩，你说说，你的文章咋就写的那样生动活泼呢？”

“你自个就写的很好，这不是笑话我嘛。不过，我还是有点小体会的。好的文章，应当如美女出行，身佩琼琚，叮当有声而仪态万方。写文章就要写出那个声响来才够味儿，够劲儿。”

“你这比喻真新鲜。你说文章真的能看出人品吗？”

“我不知道你是希望看出来，还是怕看出来。要叫我说，文章能看出性情还说得过去，说能看出品德，人格，就大谬不然了。真要那样，考查干部就不需要组织部了，找来文章看看就行了。法院判案，也该加一道手续，就是看他写的文章如何。”

“有道理，有道理。”

不管我说什么，总能得到新雨的夸奖。清高可以假装，虚荣谁都喜爱。这也是我愿意跟他谈文学的原因吧？

该说说哲夫了。在山西，年轻一点的朋友中，我是很敬佩哲夫的。如果说过去我对他的创作不是很关心，这几年我是越来越关心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是《都市》的主编，而是因为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道义担当的作家。我一直以为，文学不过是小道，所谓“雕虫小技，壮夫莫为”，指的就是这类事。只有加入社会责任感，才会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国运兴替，才可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有几次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推崇哲夫的环保系列作品。其披露的事实，真可谓触目惊心，其为国为民的情怀，真可谓披肝沥胆，撼天动地。

有一次在一起喝酒，记得亚瑜、新雨都在，他夸我的文章写的好，有灵气，我说，哲夫，快别说什么灵气，这年头对作家来说，不是什么灵气不灵气，而是有没有正气，有正气什么都有，没正气什么都没有。山西的一大祸患，是空气污染，已到了宜居不宜居的地步，将来有一天，真的实现了碧水蓝天，人们会问，你可有尺寸之功，我相信今天的许多作家将无言以对，而你是可以自豪地拿出你的几部书的，不光对山西，就是对全国的污染，你也有发言权。哲夫，请相信我，这才是万世不朽之功业，这才是当今文人报国的不二法门！

哲夫当即言道：老韩，往后的事谁也不知道，只说当下，我同意你的话！

其时我已退休，哲夫鼓励我振作起来，写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我说，退休后我给自己定的做人的准则是淡出文坛，若无其人，能平静地看看书就心满意足了，别的，非所计也。

哲夫大笑，说：我是不计成败，一定要干下去的。

他说的干，就是写。看着他那壮实的身材，我一下了明白人家问赛珍珠写作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赛回答“身体好”是多么的有道理了。

编辑小阎让我写写与《都市》的关系，拉杂写来，不觉已数千言。还想插上一句的是，在山西文学界乃至文化界这个大格局中，《都市》和它团结的作家群，是有其特别的贡献的。作为这个作家群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当它迎来六十岁华诞的时候，只能奉上这么一篇浅薄的文章，我的羞愧就不用说了。

                                                   2009年8月18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