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  朱文

    认识韩东、朱文等南京的朋友，是1997年，在绵山，山西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得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我还和一位北京来的编辑朋友一起去他们的房间里聊过天。当时他们的那个名为“断裂”的问卷，还没有发表，我就是那次会上看到的。对他们的勇气，是我很佩服的。年轻人就得有这样一种批判精神，就得噼里啪啦弄出点响动来。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莫若说是赞赏，——我不会那么直白地说。批评不总是那么穷凶极恶，也可以是由衷的赞赏。提倡正义的精神，就是对腐糜的抵御。

说到年轻人，不免有点感慨。我在文坛上混了几十年了，见过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一拨一拨的来了，又一拨一拨的去了，留下的没有几个。不能说去了的就是失败，也不能说留下的就是成功。心性不同，志趣有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追求，都是站得住脚的解释。如今留在文坛上，眼看日渐老去的，如果当初能及时地转而他求，或许会有一个更为充实的人生。不必说是命，总是冥冥中有个定数，而我们没有早些悟知。

或许是经见的多了，我常想，文学到底是什么，又是个什么样的事业？百思不得其解，多少也还有些省察。质言之，文学是一种品质，最宜于终生的修练，不到不得已，最好别靠它吃饭。因此在一次跟文学界朋友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回来后又据此整理成文，收入我的《演讲录》中。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年研究乡邦文献，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所谓青春作赋，是说写作是年轻时做的事，狠狠地干他几年，能成名就成了，成不了就去做别的事。若还钟情于文学，不妨转而治史，只要功夫下到了，多少会有点名堂。老了呢，千万别再逞强，真的信了什么“大器晚成”的鬼话，还是做点乡邦文献的研究，过个欢娱的晚年吧。

     什么事情都说不定，有通例也就会有例外。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或许是最好的处置。

韩少功

    从1996年冬天，张颐武、王干的挑起事端，到1998年夏天海南法院作出判决，前后三个年头，因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而起的那场争论，其跨度之长，争论之烈，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一个文坛上的老兵，我经见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当时有个特别的现象，至今仍然值得回昧，那就是，一开始，这场争论，就带有“派系”的味道。攻击者一方几乎全是评论家，为韩少功说话的，有作家也有评论家。那些评论家也是跟平日就跟作家关系密切的。可以说，这是一场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争论。支持攻击者的，就我有明确的作家身份。仅此一点，就可知韩少功其人在文坛的地位，也就可见这场战斗，在实力方面是怎样的悬殊。

    我不管这些。我觉得谁对就支持谁。张颐武、王干没有错，至少这两个年轻的评论家，代表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敢于挑战权威，敢于面对庸常的中国文坛，响亮地说一声“不！”

我的文章都在这里，四篇，前两篇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写的，第三篇是对张颐武的正面评价，后一篇是在事件过去之写，对这一事件的意义的阐释。这次重看，还为自己当年表现出的那种勇气感到振奋。

近日有个年轻朋友，给我寄来当年单正平先生批评我的三篇文章，题名分别是：《“化外之民”与“酒囊饭袋”——驳韩石山对海南作家的诬蔑》、《名人意识与“借光自照”》、《信口雌黄韩石山》，当时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后来都收入他的思想随笔集《膝盖下的思想》（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用说，都是对我的严厉的批评，客气一点都没有，情面一点也不留。这没错。批评就应当这样。我绝没有找后账的意思。我不会那么无聊。我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最后一篇文章的开头，单先生说，他写了第一篇文章，“韩石山没有回应”，写了第二篇文章，我“也没有任何反应”，现在他写第三篇了，“并不指望韩石山会回应”。他说对了，这篇文章是在《文学自由谈》上发的，我很快就看到了。确实没有回应。现在我来谈谈我为什么不回应。不是狂妄傲慢，也不是理屈辞穷，更不是遇见了强手，一下子吓的不会写文章了。实在是另有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

我认识他，还认识他的夫人。就在这次论战的前两年，他和他的夫人还在天津工作，他的夫人是《天津文学》当编辑，来太原组稿时，曾来过我家里。过后不久，夫妇两人就一起去了海南，他的夫人在海南作协《天涯》上班，他在海南师范学院任教。韩少功就是海南作协的主席。我相信单先生是出于正义，才那么卖力地为海南作家说话的。但我总在想，一对北方夫妇，到了那么个岛上谋生，怕不会容易。人都有见面之情。我对他夫妇印象都很好。于是我决定缄默，不管他怎样嘲讽挖苦，一次两次三次都不回应。真要写文章，光他的夫人在韩少功手下做事，就能写出一篇很刻毒的文章。我自信有这个本事。几次想写都忍住了。刽子手也有他仁慈的一面。

还得说一件事。去年春天吧，我正要写我的那本解剖鲁迅前期思想行为的书，忽然在报上看到单先生出了本《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是他的译著，作者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学者。便打电话到海南师院的总机，问了单先生家的电话号码，与他通了话，说我想看看他的这本书。没过多久，就寄来了。我的判断没有错，单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有品格的学者。不过，就是当时我作了反批评，这回单先生也会寄我书的。不过那就得另作解释了，好在这样的理由多的是，惺惺相惜就是最现成的一个。

梁从诫

    光环也可能是阴影。端看你怎么做。如果这光环是自己的，与阴影相抵或许还有余头。如果这光环不是自己的，那就只有阴影而没有光环了。名人与名人之后，这上头的差别就这么大。如果只有光环没有阴影，名人之后就是大赢家了。可惜好多名人之后，不懂得这个道理，常做些让社会失望也愧对先人的事。

   在众多的名人之后中，梁从诫先生算个本分人。平日不甚张扬，他有自己的人格涵养；奔走于自然环保的宣传，他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优秀的父亲，优秀的母亲，还有一个更为优秀的祖父，他应当比一般的名人之后更为光耀，更为张扬。这是很难得的。

然而，智者千虑，或许会有一失。当台湾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大陆热播之际，他沉不住气了，说了一些本来不必说的蠢话。最掉份的，是说徐志摩1931年机毁人亡，对徐来说是好事，要不的话，徐会同陆小曼离婚，感情上肯定要回到他母亲林徽因这里来，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别人看了这句话，或许不会觉得怎样离谱，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对徐林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做过一番研究的。当然，儿子对母亲的爱护，对父亲的维护，这心情我是能理解。

理解并不等于认同。徐志摩爱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爱他（梁从诫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只是说林徽因也很心疼徐志摩，不忍心伤害他），他飞机失事死了，是天遂人愿。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那些处于这样的感情纠葛中的男女任何一方的儿子，都可以诅咒那或男或女的另一方暴亡了。人不能这样狠毒。

    在徐林的感情纠葛中，徐志摩是否爱过林徽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徽因爱不爱徐志摩，再进一步，会不会因为爱徐志摩而跟梁思成离婚。梁从诫先生认为绝对不会的，母亲那样爱父亲，怎会因他人的介入而与父亲离婚呢。当年好多人也是这么看的。然而，有了后来林徽因与金岳霖的那档子事，怕任谁也不敢说那样的话了。包括梁从诫，可梁先生还要那样说。

名人之后如何看待自己的长辈，我的看法是，对长辈的功业可以评判，对长辈的品质也可以评判，对他们感情上的事，还是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最为豁达。须知在这上头，这世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太麻烦了，不全上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全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