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辑前小语

                                              韩石山

                               王朔

    王朔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常人难以比并的灵气，

不是多么雅，也不是多么俗，而是一种张力，一种穿透力。总在冲撞着什么

，消解着什么，僵硬的现行文句，还有更其僵硬的现行意识。

有人说他“痞子气”，是鄙薄，也是一种赞赏。谁心里没有一点痞子气，

可只有他敢写出来，能写出来。他的许多小说语句，包括一些题名，已然成为一种公众话语。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绝大的成功。也有为人诟病的，比如“一不小心，就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从写作规律上说，这话并无大错。天才就像彗星一样，光彩照人，一闪而过。写作不是种庄稼，一种耕耘，不一定有一份收获。不经意间的一番挥洒，却可能留下万古传颂的名篇。

有的话，可就离谱了。大约是1999年初吧，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要复出了，要出版他的《看上去很美》了，先来造势，说他要一连写十部长篇。这就离谱了。文学成就，从来就不是以量取胜的。好的作品，有一部足够青史留名。再比如对金庸的批评。金庸不是不可批评，对他的文体，对他的观念，可批评者多多。惟独不可说道的是俗。小说原本是俗物。从俗字立论，先就偏颇。更其荒谬的是，他说的四大俗，全是港台的，四大雅又全是大陆的。这就不像个有见识的文化人说的话。那一会儿，王朔不像个作家，倒像个什么部的官员。

王蒙

写王蒙的这三篇，第一篇和第三篇隔了十好几年。约略说来，正是王蒙写作的三个时期。第一篇《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1988年写的，当时他正当着文化部长，光焰万丈，如日中天。第二篇《王蒙，是又怎么样》，1992年写的，他已丢了部长的官儿，正遭到一种大有来头的批评，史称“稀粥事件”。第三篇《”抡圆了”的风险》，2004年写的，这年春天他的长篇小说《青狐》刚刚出版，文化界里正在掀起一股烈焰腾腾的王蒙热。

我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写第二篇时，没有想到与第一篇有怎样的关联，写第三篇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与第二篇有什么关联。然而，如今一看，恰在他的三个关键时期，都写了批评文章。是不是可以说，即时性的批评，也自有它长久性的意义？真要是这样，我该为自己敏捷的反应而感到自豪。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篇有肯定也有批评，第二篇看似嘲讽，实则是声援，第三篇就全是批评了。也就是说，随着王蒙的声望日高，批评的力度也越大。从做人上，这是一种失败，至少也不是合时宜，但从批评的品质上说，是越来越高了。

需说明的是，《”抡圆了”的风险》初发表时，署的是我的另一个笔名“方仲秀”。一则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的《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上发表的。这不是主要原因。再则，是不是也有不愿意开罪这位文坛大佬的意思？得承认，是有的。事情缘于，2003年秋天，我曾受邀参加过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国际研讨会，人都有见面之情，此后再想写批评王蒙的东西，心里先就有了障碍。不愿开罪，心里又痒痒的想写，写出来只好在自己编的刊物用别的笔名发了；寄给别的刊物，人家就知道是谁写的了。

且在这里记下我的卑劣。

刘心武

这里本来该放两篇文章的，一篇是此文，一篇是此文中提到的《文学自由谈》上的那篇文章，名叫《何日看遍长安花》，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一是那篇文章较长，谈到的不止刘心武一人，再是谈刘心武的部分此文中大略说到了，就不收了。

刘心武无疑是新时期作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当年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当过《人民文学》的主编，那可是个重要的“文学的位置”。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蠢，还是要装的这么蠢，一时真还弄不清楚。像《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这样的文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样的荒唐，怎样的下流，也就不会写了。可他偏要写，还写得那么有滋有味，理直气壮，直让人疑心那一忽儿脑子是不是灌了水。就这样低级错误的文章提出批评，我也疑心自己的脑子是不是也灌了水。

任芙康

这两篇文章，本来不该收在这本书里的，想想，还是收进了。在我的批评文章中，这是一个异数。它们不是我主动要写的，是应被批评者之命写的。我和任芙康是好朋友，1995年结识，十年来一直来往着。那年不知怎样说起来，应当为他的《文学自由谈》作些宣传，说，老韩，你就写一篇吧，不管说什么都行。于是便写了第一篇《和任芙康算账》。过了几年，快到征订期了，芙康又说，再来一篇怎么样？于是便写了第二篇。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知道有这么个刊物，是个叫任芙康的家伙在办着，很有想法，很是卖力。

虽是应命文字，却不能说全是虚语。第一篇写了芙康是怎样绞尽脑汁办他的这份刊物的，其时他还是副主编，主编是一位大名人挂着。写第二篇的时候，他已是主编了。第二篇实则是宣扬他的办刊宗旨的，就是印在刊物封二上的什么“六不思路”。这两篇文章的重点，都在最后一段，第一篇是“在任芙康心里，只有他的刊物，只有他热衷的文学批评事业，就是把一个作家毁了也不会眨一下眼的”。第二篇是“这本刊物，是个异类，偌大的中国，只有它一家且别无分店。你要想换个角度看文坛，只能看它”。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都有芙康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你对韩某人不错呀，常发他的文章，他怎么在背后给你捅刀子呀。每有这样的消息，芙康总不忘及时告诉我。我俩都觉得挺好玩的。

应命文章写到这个份上，也算个本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