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部青年电影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三)
我注意到在每部影片放映结束,导演本人与观众交流时,身处电影学院院子里的导演与不在电影学院的导演有着不同的表达。王小帅用“分众电影”来为继续坚持自己的道路做辩护;马俪文在极为简短的表达中,说了(电影中)要表达“感情”;贾樟柯深切告诫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不要把“艺术电影”当作一个可笑的词加以嘲讽。而在电影学院做老师的两位导演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要拍“好看”的电影,除了曹保平之外,还有导演系年轻教师方刚亮。他的这部《上学路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句法练习曲”,用了许多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学到的和教给学生的拍摄手段,镜头运用自如,场面调度熟练,为了“好看”还用了较多的升降镜头,但是整部影片就是不感人。影片放映的现场我曾经给导演用字条的形式提出一个问题:依你在当地(不是在县城)的观察,那里的女孩是否真的迫切地想上学?导演的回答是:“这是一个真正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问题放弃了,因为关于此并无一个“非如此不可”的答案。影片中有一项交代是,如果不上学,女孩就得早嫁人。但是如果当地大多数人如此,这个女孩为什么非得上学不可?
我为什么在现场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质询这部漂亮的影片为什么不能打动人。影片中关于西海固这个地区景致描写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当地人用手势做交易、讨价还价的这个细节也是令人新奇和运用出色的,但是由这样独特的风土人情如何产生人物的独特的行为动机?如何将这种的风土人情渗透和揉进到小女孩内心中去,成为她不可替代的性格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西海固的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要上学?回答这个问题则让人们看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小女孩独特的内心世界,也给全片的叙事一个有力支撑。否则,“要上学”这个贯穿整个故事的根本动机,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东西,甚至成了某项国家政策的延伸和表达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影片中那些漂亮的东西(特殊的风土人情)就变成了仅仅是外部的装饰,缺少一个有力的“内核”将它们支撑起来。
做一个体谅的理解:这部影片是导演接的一个“活”,剧本是他人的,不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己想象力的结果,像这次放映的王小帅、马俪文、贾樟柯的电影那样,所以也不如他们的作品深切感人。但是要知道,电影院里的观众他们是不管导演是在什么情况下工作的,他们只是希望得到自己在电影院里想要得到的,就像我们一般也不问医院工作的种种难处,只是要求医生护士为我们提供合格的服务。
刚才有老师们提到“职业导演”的要求,即青年导演也要学会拍摄别人的剧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如何拍摄别人写的剧本?如何进入别人的故事?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那么如何找到与剧本中人物相近和相通的东西?这涉及到想象力的问题。如何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
简单地说,一个人对他人的了解,其实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对他人行为逻辑的把握,是建立在对自己行为逻辑把握的基础之上,是设身处地去想象——假如自己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么做。除非同意自己这么做,才能同意剧中人物这么做,进而才能得到观众的承认。古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许多电影中的人物行为逻辑为什么不被观众所接受?是因为制作者没有把自己放进去,没有对于人物进行某种同情式的理解,找出更加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叙事肌理,而是凭空和高高在上地在那里“想点子”、“出奇招”,这样用“头脑”制作出来的电影缺乏生活根基,离开了人物的内心逻辑,当然不会打动人。
电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是说到底,她也没有那么神秘,只是一个表现与交流手段而已,就像文字是一种古老的表现交流手段一样。手中拿起摄影机的人们,必定是有话要说的人,不是说自己要说的话,就是说别人要说的话。说话总是发自内心的,丢掉了对于作品中人物内心的挖掘,就是丢掉了“所要说的话”。在这个意义上,仍然身在学院的老师们,不能因为长期从事电影技术教学,而忘掉了对同学们说——“电影是一种说话”,而不仅仅是好看。也许需要这样来提醒同学们:从你们所要说的话开始,来学习电影。
(说明:当时并无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事后根据记忆写出,文字上有润色,并作了若干补充。在行文过程中,一直与我的先生王绥琛进行讨论,他启发了我的很多想法,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