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词》

杰泽·菲考维斯基[ 波兰]

    “妈妈！我是好孩子！这儿黑！”（‘Mummy！   But l’ve  been good！ It’S dark！勾此句出自 1942年被杀死在贝泽克毒气室的一个孩子之口，根据一位唯一的幸存者的陈述；摘自《鲁道夫·雷登》，贝泽克（1946）。

每件东西都被派上用场

人死了，物件却保留下来

从头上掉下来的一绝头发

送给汉堡的褥垫工厂

金牙被拔出

在死亡的麻醉之下

每件东西都被派上用场

甚至这种声音也被发现有用

从旁人记忆的深处私运出来

像泪水不能浇透的石灰

当负泽克彻底开放

从中爆发出无穷的黑暗

该如何加以控制

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孩子的抗议

尽管记忆有些褪色

但不是出于恐惧

而是三十年来所能引起的消褪

那是无边无尽的沉默

转变为七个词的信号

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呼叫，呼叫

谁也不必害怕我

我是小孩并不在这儿

不要否认我

还给我有关我的记忆

这些后犹太人的词

这些后人类的词

仅仅是七个词

    杰泽·菲考维斯基生于1924年，二战的初期便在波兰军队中服役。他写作和翻译诗歌，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他自己的作品在国内遭到禁止。他翻译的对象是西班牙诗歌和犹太人民间作品，他还是一个吉普赛民间传说专家，并编辑过死于毒气室的犹太人——波兰小说家布鲁诺·斯库兹的作品。

和罗泽维兹执着于幸存者的经验相接近而又有所区别的是，菲考维斯基对战争中的牺牲者及他们的极端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始终如一的关注。这使得他的视线常常返回到过去，从幽暗的岁月深处发掘、寻找不应被遗忘的东西。赫伯特曾经说过：“菲考维斯基的缀斯是捏墨西奈，更直接地说，即记忆。”《七个词》便是直接取材于消失在黑暗的毒气室中一个孩子的呼喊，这句话加上它没有出现在字面上的东西其完整的意思是：“妈妈！我一直是个好孩子呀！这儿却太黑！（为何受此责罚？）”可怜的孩子并不知道，进一步降临在他（她）身上的，是比一间黑屋子可怕得不知多少倍的那种厄运。

诗的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嘲讽的意味，你可以觉察到诗人嘴角上那一丝冷峻的嘲笑。人死了，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却没有“死”，这些东西被再度剥夺和加以“利用”：其头发被送往“汉堡的褥垫工厂”，嘴中的金牙被拔出，当然这需要借助“死亡的麻醉”，连死亡也被“派上用场”！第二段继承了第一段所取得的嘲讽的姿态，但又加进了无比的悲伤，以十分悲愤的口气道出了这声叫喊的来历；“从旁人的记忆深处私出来”。“私运”在这里，不仅有被禁止、遭封锁的意思，同时还突出了某种黑暗背景；这样的声音被传出，经过了一个长长的黑暗隧道，它几乎被窒息，如同发出这声叫喊的孩子那样。注意这样的比喻：“像泪水不能浇透石灰”。带咸味的泪水当然不能浇透干燥粉状的石灰，它并且是石灰永远无法理解的那种东西，悲愤忧伤的泪水滴在石灰上面，也带来了石灰的另一种面貌；它成了一种不能化解的坚固的存在，任黑暗也无法将它消化吸收乃至取消抹杀。“妈妈！我是好孩子！这儿黑！”从无底的黑屋子中爆发出的这声清脆明亮的叫喊，是罪行的制造者们所无法拿走的，他们无法掩盖，这叫喊必将成为有力的见证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将成为全体人类永恒的泪水和永久的伤痛。诗人由此想到如果“贝泽克彻底开放”，所有那些被掩盖的罪行和沉痛全部呈现在面前，人们将如何面对？可有力气去承受？（“该如何加以控制？”）

“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孩子的抗议”，“那是无边无尽的沉默”，此时作者的立场已经由嘲讽转回到自身，转回到隔着几十年的沉沉岁月他现在的感受中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对于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间隔发出某些微词：“记忆有些褪色”、“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呼叫，呼叫”。诗的最后一段，作者干脆转变到被窒息而死的孩子的立场上，将自己变成那个未来得及长大的孩子的声音：“谁也不必害怕我／我是小孩并不在这儿／不要否认我。”接着出现的“后犹太人的词”，“后人类的词”，都可以结合前面有关罗泽维兹的“死后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当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被沉埋于地下，当微风不再吹动他（她）们的头发，雨水不再打湿他（她）们的眼睑，那么，其余的人也被推进同一步阴影当中；落在活着的人们肩上的，已不是从前的那颗太阳所释放出来的光芒，而是另外一种被缩减了许多的东西。针对死人的逻辑同样也针对活人。于是他们的生活也变成一种“死后的生活”，和那些不再复现的同伴一道。他们也已先前死过一次。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和将要继续下去的，仅仅是一种劫后余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延续至今的，都是“……后’域“后··，…”。对于已经死去的人来说，是他们承受灭顶之灾之后继续向岸上的世界发出呼救，是在难以死去的死亡中重新站立起来；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如何承受当初同样是重重的一击和后来持续不断的打击，是在这接二连三地打本之后如何有尊严地继续活下去。所以这个“后’字，是隔着死亡之海遥遥相望的两“岸”人们共同拥有的处境，共同拥有的痛苦的记忆。

在曾经遭受失败的人们那里，有关记忆的主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与遗忘作斗争”，是他们夺回自己的尊严、修通过去并真正走向明天的重要途径。在集中营里度过大半个童年，其亲人、伙伴在周围相继去世的捷克当代小说家伊凡·克里玛（1931～），在一篇题为《文学与记忆》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写作如何受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感所驱使：去变成死去的人的声音，变成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抹去的那种死亡的叫喊。“去变成别人的声音这种令我振奋的感情，在不同的形式和其他机会中，再现于我的生活之中。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件旨在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和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你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你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说真话在它手中混灭。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这种驱动为大多数作家所拥有，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只活了不长时间。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件和强迫的遗忘当中。引用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的一段话说：‘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有人另外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在同一本书中昆德拉发明了一个短语并启发了我：‘遗忘的总统’。一个在‘遗忘的总统’引导下的民族将走向死亡。而适用于一个民族的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白己。遗忘是死亡的症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