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贴一篇旧作。为什么要贴旧作呢？因为手套又丢了。眼下，“三九”还没过完呢。看来今年要丢两副了。

被“过度分析”的生活

某天我打开电视看一档谈话节目，碰巧听到主持人在谈自己的性格。据他自己说，他有一种叫做“过度分析”的毛病。因为是从中间开始看的，缺少“上文”，所以一直看到节目结束，我也没弄清这主持人是在调侃自己，还是真地有一种病叫做“过度分析”。不过“过度分析”这个词，从此就被我记住了。

我这个人经常丢东西。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不提了，成为一个规律的是：我每年都要丢一双手套。我自己并不把丢手套当成一回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因为年年都丢，所以我每年都能戴当年的新款。无奈我妈经常数落我。她老人家从结婚那年算起，直到现在六十多岁了，戴过的手套总共不会超过五副。而且我敢打赌，那前四副肯定都还在箱子里压着呢，以备不时之需。

既然她数落我，我就得反击：“您这么会过日子，我怎么却是个败家子？看来您没把遗传这件事办好。”我妈当然不服。她辩解说：“人各有命，谁让你赶上好时候了呢？” 这意思是说：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买一双手套用不了几个钱，所以我才从不约束自己，由着性子年年丢手套。也就是说，我丢手套的毛病与遗传无关，乃环境使然。

瞧，一双手套，引出了两种世界观，这事儿就大了。

我当然认为我妈的观点是错误的。按照她的说法，我岂不成了一个任由环境来捏造的软柿子？对此，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认为我是这样一种倔强的人：即使明年赚不来手套钱，今年也会照丢不误。咱们都学过“进化论”。既然“适者生存”，那就一定有不能生存的“不适者”。否则这理论是说给谁听的？既然有“不适者”，那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个“不适者”呢？设想我出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并且还被送到了北大荒。在那么严苛的环境下，我相信我还是会坚持丢手套。不仅丢手套，还会丢袜子，丢棉袄，……，冷酷到底。

但是，且慢，我真地如自己所想，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开始仔细回忆丢手套的过程。于是，我的“过度分析”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希望读者不要对我过分自我中心的唠唠叨叨感到厌烦：

细察我丢手套的过程，还是能发现顺势而为的痕迹。要知道，我从不在冬天里丢手套。这是因为冬季里天天都要用手套，如果它不见了，那么一定是在昨天提过的包里、昨天穿过的大衣里。总之，它不会跑远。它只会藏得极其浮浅，极其表面化。我的手套总是在开春以后失踪。比如去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去超市购物之后，就顺手把手套塞在塑料购物袋里了。回到家后，我把所购之物从袋里取出来，却唯独把手套落在了里面。因为天气暖和，再用不着手套，所以它的失踪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几天之后，我把积压的塑料袋揉巴揉巴清理了出去，而其中一个塑料袋里就有我的手套。我想，我的这个分析应该非常接近事实。至于其他年份，虽然原因不明，但现象是明摆着的：我丢手套的机会虽然比别人多，但终究一年只丢一副，并不夸张。如果我真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人，我应该每天丢一副，直到再买不起手套为止。

从我“过度分析”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儿这一现象就可以看出：我这人太缺乏生活了。因为我的生活缺乏波折，所以我就不得不用显微镜将其放大许多倍才能发现些许起伏。和我同为六十年代生人的另一位女作家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五十年代的老大哥老大姐们那样备受生活的磨砺与考验，也不似七八十年代的小弟妹们成长得潇洒透彻。我们生长在时代变迁的夹缝里，身上没有太多的印记。……较之五十年代的人我们的文字没有鲜血和泪水显得虚无缥缈，较之七八十年代的人我们又放不开、潇洒不起来显得过于沉重。……我们没有波澜壮阔的生活背景，没有青春恣肆的放纵和任性。”当然她的文章里还写到了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的若干长处，但我只是断章取义地将短处摘录了下来。因为我以为那长处是她个人的，这短处才是我们共同的。

丢手套这件事还是我为人的一个缩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缺点是有的，但是在正常人可以理解、接受的范围内；个性是有的，但是不那么耀眼，故而终究不能从常人中脱颖而出。于是，我怀疑自己终究还是软弱而可塑的。若是真地置身于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没准儿我也一样能苟延残喘，不那么容易被淘汰呢。从做人的角度讲，这未必不是幸运；从做作家的角度讲，这很可能是我的不幸。

一直以来，我总是以为：那些考验过前辈作家们的艰难境遇从来也没有降临到我们这一代头上。但是，当我“过度分析”了我的生活以后，我却开始怀疑：是真地从未降临，还是它早已经不露痕迹地将我塑造过了？假如是后者，那我就更惨。我至今也摸不清自己的道德水准、精神境界，我总是不能堂堂正正地宣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我将永远无法概括地回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