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移民签证终于批下来了。大前天，为感谢律师，我带着雨点儿去请律师吃饭。进餐厅之前我嘱咐她：“见了客人要问好，想吃什么菜告诉妈妈，让妈妈给你夹。”

    “有问题能问吗？”

    “那当然，有不懂的尽管问。”

    客人到，我跟客人寒暄：“韩律师，您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这时雨点儿突然问了一句：“别人都是越来越老，他怎么能越来越年轻呢？”

    这个嘛，还真不好解释。我只好避而不答，并且向她提出追加条款：“今天最多只许问三个问题。”

    菜上来了，雨点儿想起了第二个问题：“妈妈，我想问问韩律师：他是第几批戴上红领巾的？”

    前几天，我对雨点儿说：“我希望你能尽快戴上红领巾，你妈我当年可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

    我教育雨点儿时，女友花儿也在场，花儿帮腔说：“我也是第一批！”

    大概我们俩的唱和给雨点儿造成了压力，让她以为她周围人的精英率是百分之一百。

    我基本不了解韩律师，只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生。以此推论：他小时候的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于是我笑着鼓励雨点儿：“问吧，可以问。”

    韩律师想了想，说：“我几乎得算是最后一批了。我入团也是最后一批。也许我这个人，的确有些跟体制无法融洽的东西吧？”

    这个回答让我意外，我于是轻描淡写地对雨点儿说：“噢，原来他不是第一批。”

    “是最后一批。”雨点儿强调。原来她听懂了。

    “你做些了什么？”雨点儿很感兴趣地问。

    “我很淘气。当然，我的老师很坏。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像：老师的头，狗的身子。不幸的是，我画得特别像。”

    “咝咝咝咝。”雨点儿张开嘴乐，豁牙子开始漏风。

    我皱着眉头告诫雨点儿：“你不能这样做。“

    雨点儿问：“为什么他就能，我就不能？”

    韩律师也乐了：“当年我也这么问：为什么高尔基能，我就不能？因为我那时刚刚从一篇传记里读到：高尔基做过这种事儿。”

    雨点儿似乎还想问高尔基是谁，我赶紧警告她：“你的指标已经没了，今天的问题都问掉了。抓紧吃饭。”

    临别时，我们的客人给雨点儿下了两个结论：第一个是，“她可真不像你。”第二个是：“她到了外国不会受欺负。”

    呵呵，看来到了外国前景不妙的人是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