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王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能否于下周一（6月5日）去鲁迅文学院开会。好久没开过会了，一听“开会”二字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应承下来。

周一早晨特地嘱咐雨点儿：“今天下午妈妈要去开会了！五点可能回不来。让张阿姨去幼儿园接你。”雨点儿问：“你也能开会呀？”

“那当然了，你以为只有爸爸才能开会吗？”

周一下午来到鲁院，把车停在院子里，就见一座二层小楼的一楼会议室敞着门，站在门口向里看，会议桌旁坐着几个人，每人手里都拿着文件。我想：肯定是这儿！刚一进门，就有人问：“你找谁？”我说：“王干通知我来开会。”那人说：“对面五楼。”

原来鲁院同时开着很多会。乘电梯到五楼，随着人流进入五楼会议室，首先见到的是会场上方悬挂的大条幅：“《作家文摘典藏版首发式》”。对着这个条幅犹豫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手捧着一叠信封和一张名单走了进来。

“王干通知我来开会。可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个会？”

“王干？王干是谁？”捧着信封的年轻的工作人员问身边另一个较为年长些的。

“好像是个评论家。”

“评论家，等会儿我给你查查”，说着她展开了手里的名单，“你是哪个媒体的？”

“不用查了，不用查了，肯定不是这个会”。

我在五楼转了一圈，确信五楼这只有这一场会。怎么办？给王干打电话吧。

电话接通，王干似乎有点儿不耐烦：“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二楼会议室！”

赶紧跑到二楼会议室，推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不像有会的样子。正在观察与思考，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找谁？”我说：“有个叫王干的人，通知我来开会，说是在二楼会议室。”

“二楼会议室？我们马上要在这里开会呀！”

“那么，那个叫王干的人召集的会？”

“不清楚，上三楼看看吧。”

三楼会议室果然有一场会。推门一看，张人捷坐在里面。没错儿，就是这儿！

我进来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孩儿正在发言，我因为忙着跟张人捷寒暄，就没听清那女孩儿说了些什么。（我跟张人捷有两年没见了。）女孩儿发言完毕，主持人就点了我的名：“坐在周瑾旁边的那位，你来说两句吧。”我这才知道刚才发言的女孩儿就是周瑾—我知道她，但没见过本人。

我说：“上周得到开会通知，我一激动，连这是个什么会都没问清就跑来了。刚才周瑾的发言我也没听全，我现在感到非常地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今天开的这是个什么会呀？”

原来是一个调研会，调查“中国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

“来开这个会我感到非常惭愧，我现在自由倒是自由，只是并不撰稿。”我说。

“需要作协为你提供什么帮助？”主持人问。

“好像也不需要作协做什么。我现在主要是没时间，没精力。我得在事业和家庭义务之间做出平衡，这个问题恐怕还得我自己找出解决的方法。”

主持人把我的话记了下来，然后又去问别人。

这时周瑾对我说：“你都有两个孩子了？真好！我要是有两个孩子我就不写作了。”

“你才不会呢！”我说，“孩子小的时候还行，孩子一大你就有压力了。我家老大经常问我：妈妈你挣钱吗？咱们家的钱是不是都是爸爸挣来的？”

张人捷插话说：“所以我一直不敢要孩子啊，压力太大了！”

我们仨嘀嘀咕咕地开起了小会。等到主持人说：“今天的会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时，我一看表，才下午四点！

跑那么远的路，开这么短的会，真不过瘾！

散了会，我意犹未尽，主动提出送一送张人捷和汪继芳。汪继芳是我在会上刚刚认识的。怕人家觉得我有企图，我在路上一个劲儿地解释：“今天已经跟孩子请了半天假，这么早就回去，假白请了。送你们，其实就是想在路上聊聊天，权当继续开会。”好在她们二位都是善解人意的人。

把她们二位分别送到目的地，再掉头回家。从西大望路到沙河，相当于从南到北地穿越北京，居然才用了不到四十分钟，速度快得让人郁闷。

进了小区，远远地就看到张阿姨拉着雨点儿走在回家的路上。驱车来到她们身旁，突然打开车窗：“雨点儿，快上车！”

“妈妈，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惭愧啊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