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结”似水  

初读弗洛伊德，便被“创伤”(trauma)和“固结“(fixation)两个用语吸引。

创伤是固结的前提，是固结之心理能量的准备，而固结则是因了创伤的至深而坐下的心病。如同一道表面愈合的伤口，深层“貌和神离”地多少异化了一些，一遇合适的外界条件便会做出自主反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成为惩罚人心灵的钝刀。创伤深重进而固结难解，轻者恍惚抑郁，重者坐病而精神崩溃。

精神分析自然是化解这等块垒的途径，而文学这只无形的手同样可以翻云覆雨，将创伤和固结玩于股掌，疏导固结并催生审美能量，造就出小说家这类动物和小说这类东西来。小说家应该是固结深重的人，是固结造就了其基本的审美意象，他的使命是将这意象清晰化、形象化并付诸文字的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固结的人是无法写出好的小说的。为了自身之外的驱动而写作，获得的充其量是“身外之物”。

基于文学的关注，我们当然并非只关注固结的化解，尽管它功不可没。我们更应关注固结何以生出意义。这是一个审美和审美的完成的历程。

固结的昭示并转换为审美的能量进而催生出作品，但这样的作品如何具有意义呢？如果只停留在固结的被昭示或审美取向的明晰，这只在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范围内有意义。使之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这是将作品(artifact)变成艺术品(art)的关键。

这就涉及到小说及其人物与特定环境的关系。纯粹心理或病理意义上的固结昭示和性格描述是难以具备艺术魅力的，充其量是“原型”的再现或重复。任何固结都是有其原型的，重复或变奏并不能使之具有新的意义。唯其置之于得到真实细腻表现的特定环境和情节中，这样的固结释放才具有崭新的意义。或许小说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也有人将这理解为“互文性”)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有抄得优与劣之分。爱，情，仇，怨，哪一样不是如此？

说到此，自然想到劳伦斯。

其成名作《儿子与情人》，如果仅仅孤立地宣泄母与子之间强烈的情感依恋，那不过是“俄底蒲斯情结”的现代翻版而已。它的成功取决于将这种固结置于二十世纪初英国矿区工人阶级生活这个广阔的生命画面中有机地表现之，从而使作品的心理、社会、历史、民俗等诸因素浑然天成，构成人与周围环境活生生的关系，固结的意义从而得到凸现。否则，即使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仍然难以获得木与水的意义。《儿子与情人》最终被誉为描写工人阶级生活最为成功的小说，这个背叛了自己阶级的作家写起工人阶级来比任何左派作家都来得真切。

劳伦斯的另一个固结是对男性力量的推崇，他的小说中不乏对男性神秘力量的礼赞。但如果仅仅是唯美地释放这种固结，劳伦斯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和三流作家风行一时。但劳伦斯懂得节制，懂得小说的道德学——作小说的道德是“展现人与其周围世界在活生生之时的关系”(见拙译《劳伦斯文艺随笔》之《道德与小说》)而非沉溺于一己情感的宣泄。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劳伦斯的笔下出现了一些空有男子汉外表，实则内心空虚懦弱的男性形象，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德这样的美男子、工业拿破伦，其实心地冷酷、感情荒芜。《虹》中的斯克里宾斯基，在强劲的男人外壳下竟有着那样空虚狭隘的心灵和可怜纤弱的性格。当年翻译这些作品时被其艺术魅力折服，曾以“世界观与艺术创作的矛盾”解释这个现象，并套用“现实主义的胜利”一言以蔽之。现在看来依然有理，但缺乏艺术之内在的道理。导入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对劳伦斯的看法更为贴切。

同样是对男性力量的推崇，与他的同时代名作家福斯特相比，劳伦斯的作品更具生命活力。福斯特先于劳伦斯写出了以“猎场看守”为偶象的小说《莫里斯》，但因涉及南风一直秘而不宣，只许在他百年之后出版。劳伦斯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成了《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同样的固结，在劳伦斯的笔下，流芳经年的是“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一个富有真正男子汉魅力的猎场看守梅勒斯。而福斯特笔下的猎场看守形象塑造得苍白无力，乏善可陈。简单地说，就是劳伦斯超越了固结的狴犴，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有机地表现自己的固结，使固结获得全新的意义。而福斯特则拘泥于自己“看的见风景的窗口”，在《莫里斯》中孤芳自赏、孤影自怜，除了再现一种固结的原型，再难有什么意义可言，充其量算一本较为优美的言情小说。

固结是小说创作的驱动力，没有固结的写作是身外之物的写作，是异己的写作。这样的“作家”固然可以将小说操作得炉火纯青，获得商业的或政治的利益，但终归属于hack writer(卖文为生)一类，为正经小说所不齿。

但拘泥于固结的写作，以劳伦斯的说法，则属于缺乏“小说道德”的写作。这种写作难以使固结获得意义，无论言情还是言性，只是一件写作成品，重复心理或病理的原型，无论如何凄美悱恻，也难以获得艺术的品位，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固结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