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这本书是恢复高考30年时一本征文，作者都是比较普通的77级同学，也就是没有当上高官和各种精英的那些人的回忆录。一晃又十几年过去了，77级人除了极个别的，都成了退休人员了，我基本是这批人里年纪最小的，退得最晚了，当初是在校生迷迷糊糊参加了高考，分给个英语专业就读了起来，其实是从字母开始念，从此就吃上了英语饭，莫名其妙的幸运又郁闷的开始哈

    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原来我们整天忙着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军，接触社会本是好事，可就是没有学什么知识，甚至鄙视知识，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五年中学下来，据说知识水平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初中生。我这个优等生充其量是文革前初三的中等生。而大学里使用的教材不过是文革前的旧教材，英语专业的课本还是苏联专家审定的那些，文学课的任务是补文革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资产阶级文学”，从莎士比亚、狄更斯和杰克·伦敦的小说和彭斯的诗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话英文本念起。等于过去的十年我们没有进步，知识断层很是严重。所以我必须心无旁骛，埋头苦学，紧赶慢追，在教材之外多补一些更新的知识，争取毕业时上研究生。这个时候我狂热地爱上了外国文学，准备以后成为一个学者和翻译家。

      而77级里很多人因为年龄的关系，上大学仅仅是镀金，他们更关心的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获得自己的势能，当官，做社会的主流，因此最现实的是找好的工作单位、分配在好的城市。因此他们在校时就热中于社会活动，为自己毕业后的仕途打基础。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让我与那个“成人”世界拉开了距离，他们所热心的都非我的关切，所以我基本上是游离于整个77级大环境的少数“小孩”之一，仅仅热中学问。估计那时我的形象倒像《青春之歌》里沉迷于故纸堆的那个余永泽。也许我本来也是有从事社会活动的热情，但在这些大龄生面前自惭形秽，所以根本就退避三舍，只读书考研了。

几年寒窗，我在毕业前考上了研究生，我们那一级800多人，只有25人上了研究生。因为南方大学比北方大学开学早，我是提前离开学校的，在同学师兄师姐们进行毕业分配的斗争时，悄然离开了他们，没有赶上毕业典礼，至今不知道毕业典礼是什么样，典礼时应该怎么表现，是哭还是笑还是哭笑不得。那个年月是包分配,名额由上面下达,斗争的结果是有人进了国家部委和省直机关,有人却去了县城教中学。我相信，毕业典礼上肯定是有哭有笑。我年纪太小，这种事肯定争不过，考了研究生早早溜之大吉也好。可怜的是还有很多自觉争不过的，也上了考场，结果没我幸运，只能下了考场再上战场。成材与否，多取决于那个“毕业分配”，分配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同学之间以后天壤之别的差距。计划经济年代的“分配竞争”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谋职竞争性质上完全不同。

77级里多数都当了官，而且不断上升着。其中不少人在学术单位获得了势能后又重新拣起了学问，官场和学术上都有杰出表现，令人望尘莫及。做学问本来靠的就是综合实力，能当官就能拿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学术上出成果会更快。所以当官也是救学问和做学问的途径之一。

由此我想到，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77级作为时代的标志性群体是辉煌的，这个群体包括整个新三级，他们填补了文革后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空白，也因为恢复高考的幸运成了1980年代人才短缺时的应急力量，以至于在这之后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但他们绝大多数只能是人才和各层“官”而已，却难以出大师，因为他们在幸运地成为新三级大学生的同时，也不幸地成了知识的过渡层，他们上大学前多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世俗的历练锤炼了他们为人处世的精明世故，让他们可以成为杰出的管理人才，应对各种人事纠纷和社会问题，但这种特殊的经历妨碍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妨碍了学术思想的正常发育，所以他们当中难出大师，甚至很多人不过是平庸的官僚而已。大师要等后几代学弟们中出了。现在看来当时都感觉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