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理论家、实践家劳陇(许景渊)生前四十多年间所发表的几十篇翻译理论论文终于在他身后结集出版了。这本《劳陇翻译理论论文集》的电子稿件编辑成书时我曾经浏览过，但出版后看到成书，发现还不到300页，23万字，还是感觉有些“薄”，似乎无法用巨制来形容。但因为我在1979年就拜读过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间小四十年老师每发表新作我都会拜读，每次去看望他都发现他在书桌前钻研，在写新的翻译理论论文并聆听他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向我介绍新论文的新观点，我的感觉是他写了至少有一百万字了。可结集出版后发现这些就是全部。这从另一方面令我感慨：老师多年埋头研究，可谓皓首穷经，不求数量，而求字字珠玑，掷地有声，这样的论文是他多年研究心血的高度浓缩精华。我们这些后辈，唯有逐字逐句反复诵读，方可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所以我决定将这本书慢慢复习，认真咀嚼，体会新意，因为这些论文恰恰是指导我青年时代从事文学翻译的圣经，老师的言传身教都凝聚在这些论文里。还有教我们汉译英课程的黄为崴老师，也是这个路数，让我们翻译很多文章，亲手批改作业，通过对比用心体会和感悟。我们那个年代的做法可能现在看着很笨，但翻译是手工活儿，既不能太程式化、机械化，也不能空学理论不实践。

     1977年恢复高考读大学的我们是幸运的。事实上我们遇上了长我们四、五十岁的一批老师，他们在文革蹉跎多年后重新走上讲台焕发学术青春，处在他们学术水平的顶峰并且继续向纵深地带拓展。听他们的课，读他们的论文，由他们亲手批改我们幼稚的作业，就构成了我们学习的全部内容。本科毕业后我换了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又遇上了著名翻译家许崇信等一批老学者，耳濡目染，耳提面命，也是这种师徒之间心口相传，手把手修改译文的教育方式，课余则能找到他们发表的论文加深理解。所以我觉得我的求学历程是艰苦但也幸福的。劳陇先生自己在教书之余翻译了很多联合国文件和社会学、文学著作；许崇信先生是翻译马列著作的大翻译家。这批老先生都是理论与实践的高手，他们讲课都注重实践，所举的无数例句都来自他们亲自翻译的书稿，向我们演示同一个句子的多次修改过程。许崇信先生知道我二外是俄语，还特别在课堂上举俄语的翻译例句。这批老先生在大量自己翻译的例句基础上总结他们的理论，令我们心服口服，从感性到理性，从效颦到独挑，是润物细无声的作坊式教学。
该书由黄为葳教授作序

     现在打开劳陇的书，第一篇就是1979年他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那一篇被我奉若圭臬的《“No context, No text”》（现在可以翻译为： 无语境则无文本或语境决定文本）,这也是他给我们上课的内容的总结。这个context可不是如今高深莫测的“语境”，在当年没有“语境”这个词，它指的就是上下文的关联。一个run字，在不同场合多重意思，能有二十种翻译法，非常活灵活现。他从实践中提炼出某些指导性的方向理论，但还不是国际上通行的那些理论，那些理论是西方语言互译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西方语言很多都是语音中心语言，而汉语是表意文字，而且如杨绛所说，西方语言词序“胡语尽倒”，我们汉语与西方语言互译不可能从根本上遵照他们的那个理论去翻译。他们的理论可以借鉴，部分实践，但根本上还是要以中文表达为目的，翻译成地道的汉语，尽量不要很多欧化长句子。

因此说，我在两个大学英语系学翻译，学得很快乐。任何难句子，我们都是从实际出发，找到最佳表达法或尽可能通顺的“人话”，而非故弄玄虚云山雾罩，有时那么做恰恰说明你没弄懂原文的意思，是胡编乱造，误人子弟。记得有首歌叫《我把我的心留在旧金山》，听着很不错，但是照着英文字面顺序翻译的，应该是“心系旧金山”或“思念旧金山”的意思。

    幸运的是我研究生毕业后得到了劳陇的提携，第一本《劳伦斯传》是我和别人合译，全书由劳陇审校的。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章的标题，我按照英文直接翻译成“被世界拒斥的人”，劳陇给改成”世界的逐客”。由此可见，他给我们改动了多少看似没错，实则没有文采的平庸句子。可惜那个手稿没有向出版社要来保留，否则就是十分精彩、细腻的翻译教材了。至今我还记得我是一字一句将老师改的句子与原文对比的，可以说翻译了这半本书，老师修改的量比当年读书时修改的作业要多好几倍，应该说是毕业后又跟老师读了一遍翻译课。从此就对自己的翻译道路有了信心。后来我跟老师翻译林语堂的《朱门》，老师不再改我的译文，而是他自己翻译前面大部分，我翻译后两章，翻译时我就会主动将他的译文与英文原文对比，从中深刻体会他的翻译路径，以此来指导我自己的翻译。

     后来我又从劳陇的文章中读到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的“得意忘言”之说，还有“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还有化境之说等。这些都是高屋建瓴的方向性总结。但还是感到过于虚化。怎么化，要看杨绛的翻译实践。劳陇非常推崇杨绛的翻译，估计这也是我在翻译的较早阶段就开始学习杨绛译文的动力之一。

    时过境迁，现在的大学外语学院都开设专门的翻译专业了，对学生的训练似乎更加系统化，专门化，甚至开始有些普通对话都可以用机器自动翻译了。但具体到高深的文学翻译，我想我们当年那种师徒心口相传，师带徒的作坊式训练方式是不应该淘汰的，不仅应该保留，还应该发扬下去。这令我想起林语堂先生十分推崇的古希腊漫步式教学（peripatetic），师徒几人，在课堂上讨论，时而走出课堂散步交谈，再回到课堂面对面批改作业，如童年时大人握着儿童的手学写书法。可能我是享有这样温馨学习氛围的最后一代学生了，也因此回忆起来更觉得宝贵。(选自拙著《书房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