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来自英国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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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剧作家小说改编文化黑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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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在昨天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配图发博客里。如引用以报纸文字为准。
彩排后的剧照一张
《狐狸》发表于1922年,是一部探索性的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对女性同性情感的表现应该说是有先锋意义的。受制于时代和情势的掣肘,这篇小说的表达和结局都给人一种不确定性的感觉,激情的表现是隐忍的,但也因此更为细腻,情节的发展与铺陈也因此更为悠缓微妙。
从现实层面上看,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艰苦生活中合作经营农场,撑着日子,这样的情境是合情合理的,她们似乎很像一对母女,对话中不乏一个母亲对女儿充满忠告的唠叨。但她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暧昧感,而一个男人的介入,又使这两个女人的暧昧关系发生了动摇。
一个叫亨利的年轻军人闯入了她们平静的生活,他就像那只经常骚扰鸡窝的狐狸,这种象征将小说引入了某种动物性本能的欲望氛围中。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班福德的妒嫉及由此引起的类似情敌的争夺,她和亨利在争夺玛奇。这种种微妙的关系都是通过象征和暗示来获得传达的,这样看似自然主义的叙述是由一系列连续暗示组成的,作为小说读起来节凑缓慢,但也因此等于设置了悬念。
玛奇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自己的终极意义,她的身份终难确定,一方面她与班福德形同夫妻,另一方面亨利唤醒了她对于男性的向往,可她又对自己的选择难以确定,夹在两人之间难以确定自己的立场——或许这本身就是她的立场,她注定是游离于两性之间的,也只有这样,故事才会有展开和继续的缘由,否则《狐狸》很快就会有个明确的结束。故事终以班福德被树砸死成全了那一对有情男女。但事情远不止这样简单。玛奇为班福德的死感到难以名状的忧伤,无法释怀。另外,她一时还不能适应新的“爱情”方式或者如书中暗示的那样,是新的性别角色。从根本上说,她对未来感到心里没底。
劳伦斯小说中痴男怨女们的结局大都是这样的不确定,从《虹》到《恋爱中的女人》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牧师的女儿们》到《太阳》到这篇《狐狸》,都难得“大团圆”。当然还有更可怕的,那就是小说中一对男女生活了一辈子,临到女人向男人的尸体诀别时,竟发现两人形同陌路。“不确定”发展到如此的极至,足见劳伦斯自己对爱做出的逻辑上的艺术处理是多么悲剧!
事实上劳伦斯自己也是一位产量不高的剧作家,生前创作了好几部话剧,其中有几部上演过,逝世后他的话剧还被搬上了银幕,它们是《儿媳妇》和《霍家新寡》。而劳伦斯小说被改变成影视剧后成功者不在少数,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四次改编成影视剧了,还获得过恺撒奖。《恋爱中的女人》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儿子与情人》获得过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但《狐狸》改编成话剧并在百老汇常演,这是个新奇迹。
我去护国寺新天地西区剧场看《狐狸》彩排,下了平安里地铁拐进护国寺街,就发现,新天地对面是那种民国式建筑的人民剧场,庄重大气。这让我想起劳伦斯生前写话剧时,就怀揣一个英国梦,那就是建一座“人民剧场”,英国的人民剧场!那个时候英国人观话剧还是高档的消费行为,普通老百姓看不起,更不会有艺术家到他的故乡伊斯特伍德镇“送戏下乡”。因此劳伦斯就幻想有一座人民的剧场,理想很简单, 座位要朴素,票价要便宜,让劳工阶层看得起话剧 。因为他是劳动阶级出身,就希望让这个阶级的人民有条件享受到优质的文化艺术成果,可谓心系民众,善莫大焉。巧合的是,他的话剧在中国首演的剧场对面就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赫然写着“人民剧场”四个大字的典雅剧场。劳伦斯的梦想在中国得到了表面上的实现。中华大地上有很多座冠之以“人民剧场”或“人民影剧院”的地方,我小时候中学边上就有一座。我也一直觉得那是“人民的”,可爱的木头活动椅子,动听的开演铃声,几百人同时观看一出戏和电影,是我们最美好的审美方式。散场时几百人起身,木头座椅乒乒乓乓纷纷自动向后折回的撞击声满堂作响,现在想起来是那么悦耳动听,而非嘈杂。散场后满大街的人四散而去,一路高声谈论着刚刚看过的节目,一路上不断有人到家了,拐进小胡同或进了小院门,人流越走越少,热闹渐渐飘散,回到正常生活。
这些可爱的人民的地方今昔是何年了?作为当年观剧的少年人民的我很久不进现在高大上的剧院了,out 了,就out 了吧。
希望这个戏能到全国各地的小剧场去巡演,大家幸苦点,肯定有各种“人民”喜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