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晶报.深港书评》专栏的约稿，谢谢。我只是10年前采访过杨绛先生一次，说印象肯定浅薄。但编辑说我还是译界人，应该有对翻译家杨绛的了解，可以说给读者。这就引起我从1981年开始读杨绛作品的回忆，作为阅读心得还是可以与读者交流的，就不揣浅陋，写了这篇，发在专栏里，如引用请分清字数不同的两版。
http://jb.sznews.com/html/2016-05/28/content_3535868.htm

杨绛：春雨春泥最护花

黑马

      杨绛先生走了，回忆起这些年读她的作品，感觉就是如沐春风，如逢甘霖。她早期的文论集是《春泥集》，书名取自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如今杨先生玉树凋零，正应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她还会长久地滋润我们。

1981年大四时我根本不知道杨绛是谁，就偶然与她洋洋洒洒的研究《名利场》的论文相遇了。我毕业论文是研究《名利场》的，我参考的译文译者是杨必，这个名字也是陌生的。因为是中英文对照学习，那本译著完全令我为之倾倒。杨绛的论文更令我震撼。

杨绛的文论与我那个时候读到的传统的论文风格迥异。整体格局是旁征博引，多语种注释遍布，一派渊博的学术气氛扑面而来，她论《名利场》，开篇就是俄文和德文注解，中间穿插英文法文注解。但其行文和语气却分明是有散文韵致的，娓娓道来，如潇潇春雨。这样的学术论文确实令人惊艳，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就想以后自己若做翻译就该翻译得像杨必那样，写论文是否也应该走杨绛这样的路径呢？

毕业之后才听说这部不朽的译著是经过杨绛修订的，她和杨必是姐妹，而书名是钱锺书起的。我感到自己太有福气，懵懂中的起步阶段就读到了这些优秀作品。

不久后读到新出版的《春泥集》，更是如获至宝，仔细研读。这本学术论文集在那个年代应该说是十分另类，其以散文笔法写学术论文的风格确实独树一帜。这种学术美文虽然不能代替主流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但确实是富有魅力的文学研究方式，是作者在审美的历程中完成美的写作，写和读这样的论文都是一场审美的深度体验，这样的境界令人神往。而以后杨先生的散文写作又无不为深刻的哲理与广博的知识所渗透，与其文论交相辉映。

而身为作家和学者的杨先生做起翻译来，自己的学养与创作天分自然体现在译文中，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是一流的译文。同时她又严格遵守译者的本分，严格制约自己的才华，严格“戴着锁链跳舞”，跳到最为完美。这是因为她认为译者是‘’一仆二主“，不可僭越自己的职责为作者代言，亦不可在”胡文“后面亦步亦趋，忘记自己为汉语读者服务的职责。“胡文尽倒”，译文要拆分、重组，如“翻跟头”一样，拿捏好分寸，这就是“翻译度”。

在此我们看到杨绛先生表现出的是一个”匠气“十足的手工艺人的风范，完全放下了作家和学者的身段，又能将作家和学者的智慧与灵气同译者的忠诚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个蕙质兰心的译者。

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有过“化境”和“得意忘言”理论，还说：“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但钱先生这些大而化之的理论却是由杨绛这个“大工匠”脚踏实地实践出来的，而且通过一篇《翻译的技巧》形象地总结论证之，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生命之树”。 她还借用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的理论，强调译文完成后芟芜去杂，减掉废字，她的《堂·吉诃德》一经点烦，就点掉十来万字。

杨绛这样大师与工匠身份相得益彰的人实属难觅。世上再无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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