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对我从事翻译多持一种“理所当然”的看法，认为我在“翻译家之乡”福建研究生毕业，浸淫三年，做翻译是必然，还列举出闽籍辉煌灿烂的翻译家群星：从林纾和严复说起，然后是林语堂、郑振铎、谢冰心、许地山、杨骚、梁遇春、林徽因、余光中、郑敏，令我愕然——八十年代弱冠之年的英文系小研究生的我读过他们的作品，但从来没注意过他们居然都出自福建这条大根，而且我的专业不是翻译，读那些书都属于读闲书。林纾和严复似乎离我们太远，而知道林语堂和冰心是福建人似乎也觉得飘渺，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大大高于翻译成就。总之，还是读书不上心，自己原来是这么生在福中不知福之人。

     但真正的不知福却也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那就是我相濡以沫地错过了我的导师或者说错过了我的导师作为翻译家的那个重要本质。他叫林纪焘，是林则徐的玄孙之一。林则徐作为现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功德之一就是组织人马翻译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几乎是办了中国最早的翻译馆了。但我的导师指导的不是翻译专业，而是非虚构，我又暗度陈仓去做劳伦斯散文随笔研究，这个作家他不喜欢。所以对他我是暗含惭愧之心的。是我毕业之后当编辑约他翻译文学名著时才得知他其实翻译了很多外交和宗教方面的书，他告诉我他不爱文学。当年对我他只是尽一个导师的责任，负责我安全得学位毕业而已。作为他的业余专业——翻译，我竟然当初一无所知。

     我还耳濡目染地错过了我们的翻译课程导师许崇信先生。因为他是翻译马恩全集的大翻译家，这身份令我们望而生畏。而且我只是随大流上他的大课，上课时有他的弟子顶着回答问题，我尽可以思想开小差（这是我们班上大课的约定俗成，谁的导师谁来负责对付）。偶尔遇上俄语问题他会提问我（他的弟子第二外语不是俄文），我会梦幻般地回答得一塌糊涂，估计很是令他不齿。我更不敢课后去请教他了。就这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地错过这样的大师。

我更是近在咫尺地错过了一个当时在翻译界大名鼎鼎的中文系的项星耀先生。他人在中文系，但专业是教授外国文学，自己翻译赫尔岑、亨利·詹姆斯和爱略特等大师作品，竟然不知道他翻译了《米德尔马契》这样高难度的小说。因为那个年代系与系之间的互不沟通，这样一位大翻译家在外文系几乎无人知晓，我也仅仅是听说，甚至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又陷在自己的专业里自顾不暇，没有去查资料了解。这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的某种偏见作祟，一直认同这样的理论：中文系的做翻译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外文系做翻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三年的时间里竟然没去登门拜访请教。后来在人文出版社和那里的编辑聊天，他们对项老推崇备至，方才明白自己错过了真正的树木和森林。

 就在少不更事时于懵懂中错过甚至是有意躲过那样的美丽与璀璨，但我一直在那样的背景上行走着，一直在读他们的作品，那福分早就滋润了我们这些读者的心田，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福。现在知福还不晚。

 （发于今日晶报深港书评专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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