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b.sznews.com/page/1161/2016-02/20/B02/20160220B02_pdf.pdf  今日晶报

黑马

   “《午夜之子》的译者在午夜凋零”的新闻让人们知道了刘凯芳与一本小说的奇特命运故事。这样一本英国小说名著的中译本竟然因为某种与中国毫无关系的潜在“危险”就在中国雪藏13年不能出版，这种雪藏对译者本人的伤害简直如酷刑折磨，这位厦门大学的英文教授为这书的出版从60岁一直煎熬到古稀年之后，待书终于出版了却撒手人寰，对一个文学翻译来说命运还要怎样残酷！

   唏嘘之余我发现这位本该是长辈的教授竟然属于我经常开玩笑称之为“师兄”的那一批学术精英，令人回忆起那个传奇般年代里的一代天之骄子。原来刘凯芳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龄研究生，这批人在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以杨武能、张隆溪、赵毅衡和盛宁等为代表。他们中年长的如杨武能生于三十年代末，年轻的则生于五十年代初。命运好的在文革前后就大学毕业了，恢复高考后拖家带口在不惑之年远赴外地读研。命运不好的则是因为大学停止招生10年，在艰苦环境中靠勤奋自学，到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超龄，干脆在1978年奋力一搏考上了研究生，这里命运最为多难的应该是刘凯芳这样的，五十年代末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考大学的资格，完全在社会底层挣扎但仍勤奋自学，苦熬二十年后终获良机以高中学历一举金榜题名成了“进士”。法国文学专家吴岳添就回忆说，当时自己带着木箱子进京读研本以为是最寒酸的了，结果出了北京站发现广场上无数个背着草席和化肥袋子装着的行李的人都是来报到的社科院“黄埔一期”研究生。一次划时代的研究生招考为蹉跎多年绝望中的寒门子弟铺就了通天路，彻底改变了命运，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学术界的栋梁。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厦门大学里的刘凯芳也是同一批人。

     那年我刚进入故乡小城里的大学念英文，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似乎还没引起我的注意，只想毕业后能留在故乡古城里工作，不要被分配到县城去教书就好。却在某一天发现楼梯口朝阳的那间教室里坐着一女二男三个中年人，有老教授给他们上课，他们是本校第一批研究生。三个人占一个朝阳的大教室，吃教工食堂，而且说他们一毕业就叫硕士，就留本系当老师了。似乎就是这些晃动的身影触动了我，也就开始蠢蠢欲动，一边应付考试一边开始了解考研的路数，然后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也要读研究生，走学术道路。

在那批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也考上了研究生，对那些本来是老师级的前辈也就经常“失敬”，开玩笑叫人家师兄，动辄对他们的比我小十来岁的儿女说我跟你爸是同学。但内心里我深深地感激他们，就是他们那晃动在校园里的别致的身影改变了我的心性和懵懂心态，也知道虽然比他们仅仅晚了三年毕业，但差距却不止十年。但称他们为师兄却是很开心的事。

时光就在玩笑和故事中飞逝，那些离我最近的楷模“师兄”都到了古稀之年，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和精彩的人生故事，很多人还在这个领域里领跑，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继续喘着跟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