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用本名毕冰宾所撰拙文，可下载存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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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诗人 D.H.劳伦斯（1885—1930）的散文随笔写作，从他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德国和到意大利定居阶段开始。离开英国时他身上只有12英镑，可说赤贫。而写些德国和意大利旅行散记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能给他带来一些“快钱”补贴家用。其中的意大利游记后来整理出版，名为《意大利的薄暮》，品位很高。

　　内里两性的冲突

　　1914年夏天，劳伦斯刚刚因为新作《儿子与情人》的出版享誉文坛，前途一片灿烂。有出版社慕名约稿，请他加盟一套名家作品鉴赏书系，写一本关于哈代的小书，书系的特点是当代青年名家论当代老名家。这种约稿对一个声誉正隆的作家和诗人来说易如反掌，劳伦斯欣然接受。

　　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节约纸张，出版社半年内不再出版新书，将年轻作家的书都做退稿处理。当时，出版社正对《虹》不满，就借机“名正言顺”退了他的小说。劳伦斯无法得到预期的版税，立时陷入贫困，靠朋友捐助维持生活。对于这次战争，劳伦斯和许多文学艺术家一样持反对态度。但他此时却因身无分文及意大利可能卷入战争，只能困居英伦。战争及由战争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际遇，令他在《哈代论》中“一怒之下”脱离了哈代研究主题，写成一部“大随笔”，成了一部他自称的“我心灵的告白”，几乎“除了哈代”无所不论：哲学、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洋洋洒洒地展开去，一发而不可收，可谓一部“文不对题”的奇书。这样的文艺随笔为他以后犀利恣肆、谈天说地的随笔风格打下了坚实基础。另外，它为劳伦斯写作史诗般的小说《虹》找到了哲学根据，二者具有强烈的“互文”互动。

　　在这部长篇随笔里，劳伦斯有两大发现或曰心得。其一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观念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框架，没有哲学理念的作品不成其为大作品；如何让这个理念框架服从于无意识艺术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在劳伦斯看来，哈代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每当理念大于小说时，都失败了。这个理论与后来大家熟知的马列主义文艺观中“作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以及弗洛伊德主义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理论不谋而合。其二是艺术家自身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劳伦斯认为，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里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代表着理性、意识，决定着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则代表着无意识的生命冲动，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只有当这两性的冲突和斗争达到某种和谐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这个理念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的痴迷关注一致。考虑到劳伦斯在1914年就对此有如此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本书拖延到身后的1936年才发表，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劳伦斯在这一点上开了“后学”之先河。

      如果哈代晚生一代

　　当然，书中仍有相当篇幅专论哈代的小说创作及理念，显示出劳伦斯是哈代最好的知音和继承者。以至于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劳伦斯挖掘出了更深层次的哈代性，看似哈代在“模仿”劳伦斯。还有论断说，如果哈代晚生一代，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劳伦斯。这本书中涉及哈代创作的一些章节，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其中论及哈代与自然关系的段落富有强烈的诗歌节奏，堪称优美的书评。

　　与此同时，劳伦斯积极投入当时的反战活动，倡导社会革命。在结识罗素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甚至准备共同在伦敦开办讲座。在这段时间里劳伦斯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随笔，其中以《皇冠》为代表作。但很快他和罗素就从意气相投到互不相容、关系破裂，共同的讲座流产，不仅分道扬镳，日后还成了敌人。之后，劳伦斯断断续续写过诸如此类的随笔。这些随笔因强烈的政治性和哲学性，难以纳入其文艺性散文随笔加以考量。比如，长篇巨制《恋爱中的女人》里主要人物伯金的一些言论，干脆就直接来自《皇冠》中的文章。虽然不能说这些随笔对劳伦斯的小说写作有决定性影响，但这些随笔一般是被纳入劳伦斯的社会思想范畴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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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中阅读

　　劳伦斯第二部天马行空的随笔是《美国经典文学研究》，最早写于1917年蛰居康沃尔期间，随写随在杂志上发表，到美国后经过反复改写，于1923年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这组耗时5年的随笔力透纸背，为劳伦斯一段特殊悲惨的人生体验所浸润。1915年前，诗人陷入了生活与创作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是劳伦斯人生中最黑暗和尴尬的一章，有人称为劳伦斯的“噩梦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之时，劳伦斯史诗般的小说《虹》因有反战倾向而惨遭禁毁，罪名却是有伤风化，“黄过左拉”。他在英国名声扫地。此时的他从《儿子与情人》声誉的顶峰，遽然跌入事业与生活的谷底。伦敦之大，居之不易，只好选择生活费用低廉的西南一隅康沃尔海边蛰居。

　　英国官方和右翼文化势力的打压和扼杀，以及与最有影响力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的决裂，使劳伦斯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劳伦斯唯一的救命草就是美国。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开始，美国的出版社就一直关注他，为他的作品出版美国版。他成了一个从未去过美国的名副其实的美国作家。这个契机促使他重温少年时代喜爱的美国文学作品，并扩大了阅读范围，边读边写随笔，同时也是为自己移居美国后作一系列的文学讲演做准备。事实证明，劳伦斯此举不仅在当年傲视一切的大英帝国是首创，他甚至比美国本土的批评家更早地将麦尔维尔等一批美国早期作家归纳为“经典”。其视角之独特、笔锋之犀利，更无前例。

    泣血文字张扬生命

　　劳伦斯的另外两本小书《精神分析与无意识》和《无意识断想》亦是论人性和文学的精致作品，但因为过于专业的书名和论题而影响了其传播。而整个1920年代劳伦斯的散文创作几乎与其小说创作平分秋色。初期他创作了文笔精美的《大海与撒丁岛》；中期《墨西哥的清晨》等随笔，成了英国作家探索印第安文明的作品；晚期的《伊特鲁里亚各地》是情理并重的大散文；而临终前完成的《启示录》则浓缩了劳伦斯的思想精华。

　　1925年，劳伦斯在查出致命的三期结核病后结束了美洲羁旅，返回欧洲，中间两度拖着病体回英国探视亲人，并与故乡小镇诀别。他把返乡感触都写进了《还乡》、《我算哪个阶级》、《说出人头地》等散文中。

　　再次回到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劳伦斯写下了《花季托斯卡纳》、《夜莺》等散文，秉承了其诗集《鸟·兽·花》的抒情写意风格，并将这种风格推到极致。英国的阴郁与意大利的明丽两相冲撞，让劳伦斯潜隐心灵多年的小说主题得到戏剧化，得以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要藉此张扬“生命”。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遭到查禁，劳伦斯的画展也惨遭查抄之后，劳伦斯以羸弱病体写下了泣血文字《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这是他生命脉搏最后顽强跳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