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在广州的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弃世的那段时间，在网上不期搜出一篇文章，标题是《翻译家穷死成都》，这是个极其令人抑郁的标题，看了几眼就看不下去，因为说到的那个叫张友松的老翻译家闻所未闻（以我在翻译界当编辑和译者多年的经历，我都不知道的翻译家似乎就是来历不明的人了），又赶上我们的小朋友孙仲旭抑郁而去，就很不耐烦地关了网页，心想又有标题党来给大家添堵，估计就是抱怨翻译稿酬低，一个老译者入不敷出，晚景凄惨的故事，但无论如何用穷死这个字眼是耸人听闻。我们抱怨稿酬低时也是用调侃的口吻，嬉笑怒骂一番而已。前年我们一批译者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翻译的尴尬》，大都是这个调子。因为我们经历过当文学译者的黄金年代。198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40万字的译著，千字稿酬标准是13元，等于我发大财了，挣了六年的年薪（那时月薪是62元）。后来工资涨了一百到二百倍，稿酬只涨了4倍到千字60元，做文学翻译的富裕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大家都是有一份工作，业余做文学，谁也不会觉得穷，说“穷死”就更是故弄玄虚。

但几个月后这个所谓标题党的新闻就让我不得不正视：那个“穷死”的张友松竟然确有其人，而且在五十年代曾经是著名翻译家，与周作人一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编译员”，享受每月300元的预付稿酬，而且是马克·吐温的专门译者！几代读者耳熟能详的名著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密西西比河上》、《傻瓜威尔逊》、《赤道环游记》等都出自张友松的译笔。

我原先以为新中国英语界专门“一对一”翻译外国作家的开先河者是李文俊先生（专攻福克纳），我是紧步李先生后尘专攻劳伦斯并为此暗自得意。现在才知道1950年代张友松先生就专攻一个马克·吐温，而且是在萧乾先生的建议下走上这条路的。

但张友松就如同中国文坛上划过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流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作品就改用“常健”笔名出版，从此张友松这个名字就从著名译家的行列里消失了。文革中受尽迫害，还被街道上的暴民打瞎一只眼睛。到文革结束，虽得到平反，但这位1903年出生的民国老人年事已高，又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无单位、无工资、无养老金，仅靠北京政协资助少量生活费，与同样无工作的老伴随下岗的女儿偏居成都陋巷。贫病交加中在陋室寒屋里借助放大镜依旧辛勤笔耕不辍，翻译着他钟爱的马克•吐温作品，直到92岁撒手人寰。没有讣告，没有“单位”为他送行的告别仪式，悄然远行了。

严格说，在城市低收入者的街上大家生老病死，似乎也平常，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邻居竟然是著名翻译家，他曾经锦衣玉食，西装革履，备受尊敬，因为“反右”和“文革”两次沉重惨烈的打击而过早被埋没于陋巷。似乎是缘于这种“落差”和历史悲剧，才说他是“穷死”的。

    今天看来，张友松真是个神话和传说了。我也总算知道了我们这行里的一个非凡的前辈，似乎感觉自己的根又长了许多似的，悲哀与幸福感交织，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