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悦读MOOK》是新年第一期。主编褚先生给了我一个惊喜。头版头条发表的是出版署老署长宋木文先生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80年代在中国出版过程中的遭遇及其从禁忌到归于平淡的历史进程。因为宋是当时主持出版的最高官员，所以这样的回忆文字很是宝贵。身为该书的译者，这也将是我未来向国际劳伦斯研究和出版界讲述该书在中国的出版历程的重要依据之一。

    同期刊发了我去年最重要的一篇有关劳伦斯创作的讲座稿。这得益于我的故乡河北省的作家协会河北文学院邀请我去做的一次讲座，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第一次回到离我只有一县之隔的故乡进行文学讲座活动，讲座题目就是劳伦斯对故乡的虚构。下面是讲座稿中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几段论述。如果说1980年代人们只顾上读书中五六处激情的性爱场景了，这书一时因此走红也因此倒运，那么浮躁与迷乱之后的今天我们则真正开始注意到该书其它九成多写的是什么了。我想我是更早地开始注意这九成多的人吧。下面几段可能可以简略地表述我的所注重的：

 劳伦斯完成了自己的四部代表作后远赴美洲流浪，周游世界过程中他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几乎是在欧洲大陆写欧洲，在澳洲写澳洲，在美洲写美洲，但这些作品与他的压卷大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比，似乎都像一场场文学的“出轨”。只有浪迹天涯多年后两次重返故乡才令他回到他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他最后的这部不朽名著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上与前四部代表作“接轨”了，构成了他的五卷皇皇方阵。

     文学“出轨”的结束其实是必然的，因为他最后的小说人物和环境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一直在早期故乡小说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发育着。查泰莱夫人康妮明显地是脱胎于早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牧师的女儿们》，煤矿主查泰莱爵士则脱胎于《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克里奇，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猎场看守麦勒斯的形象最早在《白孔雀》中就已经以一个次要的猎场看守形象出现过。那时劳伦斯创造了安纳贝尔这个人物，因为他认为在那部田园诗一样的小说中“非有他不可……只有他能够造就一种平衡，否则小说就太单一了。”安纳贝尔是“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这个人物“成长”为劳伦斯最后的也是最有争议的英国英雄麦勒斯看来是很自然的了。安纳贝尔和麦勒斯一样是自然之子，属于大地，纯朴而充满生命力，他们都是“重返自然”的绅士，他们有文化，闯荡过世界，厌倦了文明世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才能奏响复归自然的音符。也因此成为阐明劳伦斯式主题的劳伦斯式人物。安纳贝尔的格言是“当个好动物，相信你自己的动物本能。” “一切文明不过是在腐朽的东西上涂脂抹粉。”这些发展到麦勒斯就是激昂的对机器文明的滔滔不绝的批判。从此，劳伦斯的作品中不断发展着《白》的意象，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发展到极致。这正如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转变成他后期作品中的‘象征’。”安纳贝尔就是这样从早期的道具发展为晚期小说中麦勒斯这样的象征的，人们最终忘记了安纳贝尔，记住了麦勒斯。

他的压轴大作更是对故乡的一次巡礼：煤矿，山水，城镇，森林次第出现，故事都在这样的风景中展开，传奇的性爱场景如同蒙太奇镜头在林地花丛中切换着，对矿山和机器文明的诅咒在煤灰和硫磺味的浓烟弥漫的场景中叨念着，时而如诗如画，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鲠在喉，赞美与声讨交汇，村言俚俗与风雅高尚不断在转场中上演。这就是劳伦斯心灵的故乡。在这样的故乡景致里，在乡怨与乡愁里，一个睡美人原型的爱情故事的一曲绝唱，竟然被读出了文明与野蛮，劳动异化，荒原与拯救，生态主义等等一系列重大的意义来。如果没有劳伦斯这些年积郁于心的强烈心结，没有远走他乡中不断对故土现实的审视，没有这种爱恨矛盾情结驱动下对故乡艺术的虚构，这样的乡景不过是一片凌乱的道具，不会产生多大的意义。

  劳伦斯的虚构行为最终还是让他置身于故乡与世界之间，如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以文明和自然之间的第三者的身份叙述故乡，发出了强烈的批判声音。他通过对故乡的书写，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自我”，而这个新的自我所依附的是他重新构筑的与故乡“像似”的那个第二故乡。这种写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也最容易引起误读。因为他新的自我超越了阶级和阶层，透视到了人性的丑恶，这种心灵的扭曲在大工业时代在任何阶级的人身上都有表现，劳-资双方在对自然的态度上，对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掠夺上形成了一个问题的两面。这样的视点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甚至在现在也是会受到误解的。这样的超阶级理念使他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也遭到强烈的谴责，他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叛逆，有产阶级也对他恨之入骨。但故乡的魅力在他再创作的文本中却因为这样的误读而获得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