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为一部劳伦斯作品写的序言中提到《儿子与情人》时是这样评价的：  

 “《儿子与情人》的完成，结束了劳伦斯“自传性”艺术的悲剧三部曲。   

    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的逝世，对于把劳伦斯从强大的“恋母情结”中解脱出来并从此反思自己与父亲认同的美学意义（这种认同是“费勒斯崇拜”这一审美态度的基础）是一个决定性的契机。《儿子与情人》是“俄底浦斯”情结的挽歌。现在，劳伦斯终于悟出自己从前的作品其实是无意识地反对以母亲-女人为代表的理性，而他要认同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直觉、非知识、自然和激情。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我真想写另一本《儿子与情人》了，我母亲是不对的……”[1]”

     我们可敬的编辑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劳伦斯的理念是违背常识的，更是有悖于常规的文艺理论。传统的文艺理论向来是于此相反的。因此需要我对此做出修改，要么说明劳伦斯如此认识的理由，要么批评劳伦斯的理念。其实这一段出自我最早的（1987年）的论文，一直没人质疑，也就一直如此引用。现在年轻的编辑对此质疑，为此我深表感激，专门在序言里加了下面一段说明。这种说明对广大劳伦斯爱好者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因为读者不可能熟读劳伦斯的家史和成长史，就需要我来做个说明了：

   “要解释的是，劳伦斯将母亲-女性看作理性的象征，而把父亲-男性看作直觉与非知识的象征，这仅仅是他出自个人生活体验而得出的一种生活化的认知，并非是他的文艺观。从后现代“性别学”的理论考察劳伦斯的作品，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劳伦斯笔下的男性更有女性特质，而女性则更富有男性特质。而传统的文艺观里，女性代表了直觉、感性，男性代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