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五道口的706青年空间做劳伦斯讲座，很有趣，我坐了20多站10号线，再转13号线在五道口下车，突然发现这个20年前的安静窄街现在比市中心还繁华热闹，13号线比双井站还繁忙。我知道这是因为这里活跃的都是青年和学生，所以生气勃勃。回来故意到西直门再转4号线再转10号线，体验西直门悠长拥挤的转车通道，感觉是到另一个城市走了一趟。于是我就明白那些在大兴的年轻人每天在地下穿行一个多小时来中关村该有多么辛苦，比我们当年混在北京要幸苦得多，但他们有梦想，为实现梦想奋斗，而且现代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多样性的条件。我们那个时候只能混在筒子楼里抱怨，因为你想租房都没房可租，也没钱租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青年比我们要辛苦但幸福。看到706青年空间简朴但充满生气，不同兴趣的青年在不同的房间里开着不同的讲座和学习课，在课外求知交友，也很为他们庆幸。居然在隔壁与我的讲座同时进行的是刘北成先生的福柯讲座，同学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随意选择听谁的课。这种沙龙也很随意，我们就席地而坐，讲座后互相交流心得，确实很惬意。706的特点是学术与准学术社会化了，不是以前封闭的各所大学自己的学生会在自己的校园里进行，等于完全面向各所大学，跨校跨阶层，因此空间更大。看到我之前那么多大学者都来过，我也很高兴加入这个行列。

         讲座后的交流时间有限，之后还有问题就通过博客交流，等于给更多得到人提供交流的机会，扩大空间。我就把一些回答都放博客上来共享，这是我的一贯做法。

        有人对1980年代“突然出现的劳伦斯热”感到不解，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刚出生或还没有出生，这段空白需要填补。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我基本上算是那个热潮的见证人和小元老，历史阴差阳错让我从一开始就成了参与者，我也有责任解释：
        你好。你的问题很有趣。是这样，昨天我说过，劳伦斯属于从1930年代就中断介绍的一个著名作家。80年代前还被旧文学史里所说的“颓废”作家称号基本判了死刑，没人翻译和介绍，而且文革后大家忙于整理故旧，重新研究西方古典，就更无从谈起研究这些被埋没的现代作家。也只有我们英语专业的人会稍微读到一点他的作品。但到1981年2期《世界文学》上发表了赵少伟研究员的一篇长文充分肯定了劳伦斯的文学地位和品位，似乎外国文学界的人才有所觉醒。但觉醒的速度还是很慢，不可能一篇文章就能迅速传播开。我也是82年才偶尔读到，像举着一面旗帜一样兴奋，因为这篇文章让我的硕士论文有了充分的依据可以立项了。这中间几年基本也没什么动静，肯定有人蠢蠢欲动，在翻译，比如我就在课余时间翻译他的《虹》和中短篇小说，肯定也有人在写论文。但翻译和出版都需要过程，印刷技术落后，没有网络传播，所以这段时间还是挺长。我的论文通过前我就把一部分翻译成中文投给了武汉的《外国文学研究》，得到准备采用的通知，但真正发出来则是一年以后的1985年第四期，那时我都工作快一年了。可见速度有多慢。即使这样，我的论文也是赵文之后的第一篇，确实不容易。那以后陆陆续续有了翻译文本出来，而且大家发现这个作家还是相当有文学价值，除了查泰莱一书不能出，其余的作品还是可以出的，而且有“禁书”作家的称号，会吸引更多读者的兴趣，销量有保障，所以就像你说的，就出现了翻译和出版高峰。到1986年湖南出版社重印了1936年的查泰莱随后又被禁止公开销售，这反倒给劳伦斯热加了温，大家就更想读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全面了解这个文学奇才到底奇在什么地方。就这么阴差阳错，劳伦斯一直在中国很有读者缘分，作品全面得到译介，并得到大量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单个作家的论文中名列前茅，雪球就这样滚起来。这就是你不了解的80年代译介热的背景。如果没有那中断的50年的“堵塞”，劳伦斯就不会突然这么热，他会和别的作家如狄更斯一样享有正常的声望，大家不会趋之若鹜。但因为堵得太久，突然发现其实是个伟大的作家，等于在中国被耽误了半个世纪，他受到的礼遇和同情就更多，又因为有过在英国遭禁的历史，就吸引了文学界以外更广大的读者。所以一旦被肯定，就会出现突然的热潮，他等于是得益于更多的“反作用力”的推动，所以说他最不幸但有最幸运，是“50年媳妇熬成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