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者表扬我的一本书印了稍大的字体，有利于中老年读者阅读，与有的书字号如同蚂蚁形成对比，我就很高兴，因为我也开始花眼，怕小字儿，也希望能不戴镜子照样阅读---当然不是希望书都印成参考消息大字版那样，这样能让很多刚开始花眼的读者延长无镜阅读期，是善莫大焉的事，当然字大点，书就厚点，成本就高点，但感觉好点。当然译者是靠翻译字数拿低廉的稿酬的，书再贵也跟译者收入无关，因此我赞扬大字书与我的收入无关，那点收入本来就不值一提。我是为出版社的善行高兴，也为读者高兴。

    把这消息告诉同行，人家笑我：你都出了那么多书了，多一本少一本还这么高兴，真逗。我就回信说：我们是自耕农，笔耕农，本质上与大田里劳作的农民没什么区别，区别仅仅是不受风吹日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农人，反正是年年播种，耕作，当然希望种了能收，收了当然快乐，即使是广种薄收，也是快乐的。凭什么不快乐呀。收获的粮食卖什么价钱那是快乐之后的事，卖得好自然更快乐，卖得不好也不要不快乐，留着自己吃行不行呀，自己种的自己吃至少踏实。翻本书等于给自己留个小粮仓，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吃上它，而且这个粮仓不用看守，不用防老鼠，也不用怕过期，因为有知识产权法帮你看着呢，有老鼠偷了（盗版）被我发现我就去打老鼠，让他吐出来。每次查到盗版的，我都感觉我成了纪委的，可以堂而皇之地查下去。我为什么不高兴啊，一定要高兴，多一本是一本。

    看到网上有翻译家质疑前些天因抑郁症离开我们的年轻译友孙仲旭弃世的理由是翻译造成的，我也小有同感。翻译本身绝对不会造成不快乐，我们翻译和出书，是最快乐的事，小孙肯定不是因为翻译的某些作品内容阴郁导致抑郁，翻译毕竟是接生婆，不是产妇，不会过分感同身受。也不完全是稿酬低廉造成的，因为稿酬低廉是全国出版社的约定俗成市场价，不会有人出太高的价格，除非是那种立即能赚到大钱的连夜赶活儿，一般的文学作品就是那么个区间价格，对谁都一样，碰上刁钻的还按照电脑统计字数付钱，这样可比按版面字数付钱便宜四分之一强。我们不能为难具体编辑，他们也是执行者，不好跟领导去谈价钱的。小孙的困境是，他作为一个笔耕农，重视自己的翻译成就，出版社都喜欢他的译文，流畅，漂亮，约稿很多，价格却大体都那么低，这样大量的约稿令他很疲惫，但作为笔耕农的荣誉感又令他欲罢不能，这是他最爱的事业，当然像我一样，每出一本书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莫名，因为这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可这么大的工作量却不能供养他专业地做文学翻译，他还得靠在船舶运输公司当职员养活家人和自己，这就让他疲于应对生命中的两件大事，时间和心态处于分裂状态中。说句不道德的话，如果他翻译的没那么好，没那么多的约稿，他也就不会心理负担那么重。可他翻译得好，大家都找他，他要对得起自己的精神寄托，又要对得起家人，白天忙乎一天甚至去非洲出差，有点时间就忙自己的翻译工作量，这是耗费心血的折磨人的生活。估计是这种精神的分裂导致他慢慢抑郁的。说到底，还是笔耕农的自尊和自豪感让他欲罢不能，但又疲于应对过于超负荷的翻译量。他走的是传统老翻译家的路，但传统的老翻译家们多是计划经济年代在大学和研究所这样的文化单位工作，工作量并不繁重，多数还从事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翻译与养家的工作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教授翻译课，那就基本上是职业翻译家了，所以他们的心态并不分裂。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不能给孙中旭提供专业从事文学翻译的条件，他得勤奋工作养家糊口，为广州的高房价埋单，再争分夺秒地翻译根本不能养活他的文学，这种分裂的生活肯定对他身心都造成了极大伤害，关键是他愿意为之献身的文学工作不能养活他，估计这最令他不堪。

        昨天我翻译一个小说，遇上一个注解，说是劳伦斯引用朗费罗的诗句，我就感兴趣，就去查原诗，读了，很让这个“细长个子”（longfellow）的诗歌感动，心有戚戚焉，就顺手翻译了下来：“夜里驶过的船相互招呼/仅是黑暗中的信号和遥远的声音/在人生的大海上我们擦肩而过互相招呼/仅是一个眼神和一声招呼，然后又是黑暗和寂静”

         这首诗让我想到的是现如今茫茫网络宇宙间的人们，微信，微博，博客，匿名或真名，但连见都见不到，招呼或呼应基本是靠鬼魂灵的感应，感应对了就发个信号赞一个，遥不可即地引以为知音一下，随之就又陷入黑暗和寂静中。于是我奏是感到很高兴，因为我通过劳伦斯遇上了朗费罗，我翻译了两个大师的话，我因此颇为感恩不尽，还能把这样的翻译文字传达给读者，印了书还能有几个钱。这样的小笔耕农生活怎能不快乐？

     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小笔耕农是与时代脱节的，不可救药，因此偶尔高兴也只是闷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