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对我来说很简单，是随笔化的学术文章而已，

但在随笔里加入注解，将学术融进随笔，吊吊书袋子。

下面选一节《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供同好试读批评。

这篇大随笔有94个注解。是这种介于论文和书话的随笔。

D.H.劳伦斯第二自我的成长[1]

一

劳伦斯（1885—1930）痛恨理性，推崇“血和肉的信仰”，声称“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并颇有诗意地将这种信仰形象化：“我相信人的肉体是火焰，如同燃烧的蜡烛，永远向上升腾又向下流淌，而人的智力不过是火光照亮的周围其它的东西。”^[2]他甚至说：“理智不过是残花，是死胡同。”^[3]

“血的意识（blood-consciousness）”^[4]与“理性意识（cerebral-consciousness）”^[5]的对立成为劳伦斯揭示“西方文化中唯意志论与唯理智论之斗争”^[6]的个人语型。对于劳伦斯，“血的意识”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即“本能、直觉，即黑暗中知识的巨大洪流，先于理智。”^[7]它最终演变成“费勒斯意识”。^[8]

综观劳伦斯的主要理论著作《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和《精神分析与无意识·无意识断想》（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他的社会与文学思想的激情道白）和他的书信及散文随笔，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性爱理论上最终走向了对“费勒斯意识”的推崇。

但是，从他种种言论的发表时序上看，考察其“费勒斯意识”旨趣情结的发生与衍变是困难的，甚至难以确定这种情结生成与发育的轨迹。

倒是在创作上，笔者认为劳伦斯的5部（或6部）主要性爱题材作品即《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渐现的审美旨趣形成了一个发展的历程。从《白孔雀》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即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费勒斯”的礼赞。  

但必须指出，我们只能把这种审美意识归属于作者的“第二自我”^[9]。布斯很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第二自我”只是“隐含的作者”，绝不可与作者等同。“第二自我”是作者的一个“理想的、文字的、创造出来的替身”。^[10]

还有评论家指出：“一个艺术家最透彻的传记是他的艺术之传记。”^[11]我想，这即是让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作品和作品的叙述者的“第二自我”。

综观劳伦斯的这5部小说从时序上渐现出的此种意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5部作品背后的叙述者分别是劳伦斯的“第二自我”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一下这5部作品的叙述者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人的完整的“第二自我”很有意义，也是在给劳伦斯作一小小的“艺术之传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劳伦斯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的自传性过强，而后期作品的主题又往往与他当时的一些言论的主旨相契合，也就是说作者与其“第二自我”时而过于重合。

如果说有些小说家的写作就是“发现和创造他们自己，”^[12]劳伦斯即是这类人——“无论劳伦斯写什么，他首先并且总是写他自己。”^[13]他像福克纳一样“用近千种方式……进述着自己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作品构成的不过是作者“变形的传记”。^[14]注意，是“变形”。我想这个词与罗斯说的“艺术之传记”是同义语。   

毫无疑问，劳伦斯的“第二自我”绝不是作者本身的简单变形而已。他“首先并且总是写他自己”，我们可以沿用一个古旧的用语说这些作品的叙述者和不少人物是作者的“化身”。问题在于这个化身是艺术的产物。一旦生活的真实进入本文后，本文作为真实、虚构和想象的三重组合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真实^[15]。也就是说，写作是一种“虚构行为（Fictionalizing Act）。”作者对于现实的选择是出自一种“偏爱”，偏爱的选择与想象重新整合，使现实的因素失去原有的意义而在本文中构成新的意义——“再现的现实指向一种现实之外的‘现实’。”因此，本文的世界只是“现实”的“像似”结构^[16]。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斯说作者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17]。但这种选择和选择的东西的总和造就的仍然不是作者，而是他的“第二自我”。因此，我们说劳伦斯与其“第二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像似。

以往的劳伦斯研究常常忽视劳伦斯这种虚构过程而把生活真实与作品人物对比，以期达到对作品的自传性解读。如用“西利尔一劳伦斯”，“伯金一劳伦斯”等解释人物，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劳氏的创作只是“写自己”而已。这样虽然解释了他的部分创作动机和背景，却没有解决什么是虚构后的艺术真实、这种虚构是怎样进行的这些问题。因此这些研究无法对劳伦斯作品的艺术方面做出充分的昭示（往往把他的艺术局限在节奏、用词、意象、象征等技巧方面）。

我想对这个虚构过程的最简捷明确的揭示是克默德的一段话。他在“现代大师研究文丛”之一的《劳伦斯》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劳伦斯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小说家把控幻想、将先知的狂放柔化”和“让先知的身份与故事相容”[18]的过程。虚构要这样进行，一切服从故事的逻辑，就像劳伦斯所说：“绝不要相信艺术家，但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19]按照故事的逻辑进行叙述的那个叙述者自然就不会完全是作家自己，而是按照故事的逻辑存在的他的第二自我。唯有通过对作者的“第二自我”的揭示即作家的“艺术之传记”才能较充分地解读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