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凉了。一早去颐和园附近的国际关系学院劳陇先生的故居。从颐和园东宫门拐出来蓦然开到西苑桥，我竟然迷路了。前面的岔路令我不知所措，但红绿灯又不等人，就照直向着以为是国关的方向开过去，但开了一段路发现路北面是著名的一零一中学，这才知道自己方向反了，赶紧掉头开回去，再到西苑路口才恍然明白，找到了去国关的路。

   这一带居然建了高架桥，桥上车水马龙，甚至堵车，这座高架桥是从北四环通北五环的连接线。西苑路口还有了4号线地铁站。这片熙熙攘攘的地方，当年是非常宽敞安静的，如同乡村，路口四周都是砌得如同艺术品似的灰砖矮墙，据说都是中央党校的地盘。可现在几乎就是闹市区了，令人迷惘慌乱。

   还记得90年代初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骑着自行车从南城来到这边，除了看望老师劳陇，还在他介绍下采访了巫宁坤和郑永慧先生，认识了自小崇拜的申葆青教授。如今，巫宁坤先生在美国养老，其他三位都已经离开了我们。师姐第一句话就是：物是人非啊！我还在刚才堵车迷路的状态中，自言自语：物也非啊。

   如此喧嚣闹嚷的环境，让我几乎不认识国关了。只有劳陇故居周围那十来栋五层的老红砖楼还没有变，楼边的运动场没有变，其余的地方都天翻地覆了。现在堂皇的大门口边还保留着那座凋敝的老国关的大门，那才让我感到物是人非。辛亏那老门没拆。可如今那老门怎么看上去那么寒伧狭小呢？当初我骑着自行车心怀要见大明星的憧憬来到这座老门口时觉得那门如同天安门的门一样大呢。

   这片老宿舍楼依旧，各家门口的花园和菜园依旧，楼间距如此之宽敞，绿树成荫，这就够了，我没有白来，我找到了20年前的热切和亲切，似乎又看到了几位老先生。

   劳陇故旧里以前没有现在这些宽大的沙发和茶几，他就在这间大厅里读书写作，支了一张单人床。所以那个时候这间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厅显得十分宽敞，我印象中是一间特别大的客厅。其实面积并不大，仅仅因为没有摆这些庞大的沙发而已。现在真成了单纯的客厅反倒显得狭窄逼仄了呢。我这才意识到这套房其实是一套两室一厅面积仅80多米的房子，因为这楼没电梯，没有公摊面积，所以显得像100平米的三室房。原来那个时候的教授也就住80多平米。这次去，我终于弄清楚了，对他的居住环境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可这种明白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明白这些，仅仅因为他不在了，我才得以把每间房都看上一眼，而以前仅仅是在那间“多功能厅”里与他交谈，根本想不到要看他家房子状况如何。这次是真的瞻仰故居的行为了。

   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和师姐回忆起80年代劳陇在河北大学时的房子，那是省委的家属宿舍，一排一排的单间组成的平房群落。老房子连暖气都没有，要生煤火，家家在院子里搭了煤棚子和厨房，堵得外面只剩下狭窄的通道。他就是在那里开始他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因为那之前他一直在劳动改造多年，刚刚“解放”分配到大学教书，因为他耳聋，说话又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因此无法教授一般的课程，他就变劣势为优势，自己给自己确定了这个方向。做翻译和理论研究不用上大课，多是个体劳动，而他有深湛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这对他从事翻译和研究是最大的优势。于是他就在65岁上开创了自己晚年的事业，有了如此骄人的成就。这个故事应该是个传奇了。

  我们确定了他的翻译理论文集的篇目等，现在可以期待这部文集的面世了。出了这本书，我想我和劳陇的交往故事就告一个段落了，这是从大四阶段开始一直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交往故事。我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但心灵的念想还会持续许多年，如弗罗斯特的诗所言：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