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慧：“信”字当头

去年就听译界一位老先生说起郑永慧教授这些年翻译法国文学颇有建树，后来又听说郑译《卡门》比傅雷先生的本子还好。一位湖南学者专写了比较文章，挑了傅译本中不少明显错误并以郑译做鉴，证明傅雷大师在翻译上出了他那个段位上不应该出的错误。文章寄到《中国翻译》，被婉言退回。几经周折发表后送给一位老前辈看，她根据作者的对比，欣然命笔回信，称“郑教授译文后来居上……”

见到郑教授，他谈起自己译《高龙巴》时有意识对傅雷的旧译本进行纠正，又发现傅先生本子中“任意删削”和由于理解错误进而自以为是地做发挥性注解的错误达几十处。

郑教授的这番工作似乎不很得人心，但他还是坚持做了。我以为对傅译的错误应该不顾“面子或没面子”进行修正，为的是给读者留下完美的遗产。傅译被公认为是“达”“雅”皆佳的本子，但在“信”上却不够，纠正错误以使其真正“炉火纯青”起来，是件大好事。对于郑教授的劳动，译界和出版界应有公正评价。当然，郑教授对此很自信，正如那位老前辈信中指出的：“塞万提斯所谓真理如油在水中自然浮现，识者自会分辨是非。”

郑教授的译文首先强调一个“信”字，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达”，是否“雅”要视其原文的雅俗程度而论，依此做到信的雅或信的俗。这是他几十年来恪守的基本原则。正如某老先生所说，郑教授所以敢于严格谈“信”字，是因他自幼在国外学得正宗法文，有良好的法文语感的缘故。法文之于他犹如母语一般。加之多年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及法文的教学，使他的法语造诣更为深湛。

当然，郑教授承认，法国文学的日新月异也有令他这法国通膛目的时候。他在巴黎看“新小说”派的电影，往往要看二遍才有所悟。罗伯—格里耶与他一晤，赠书，请他翻译，其用心可谓良苦。但郑教授似并不大喜欢这类文学。使他醉心的仍是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和左拉等大师的作品。他觉得译这类作品时尽可以把玩语言并从中获得自娱。而那些后现代派文学似乎破坏了一切，破坏了美的语言，也破坏了美。所以，虽有罗伯—格里耶的盛情，郑教授眼下仍无所动作。所谓爱我所爱，译我所爱吧，这也是一种“信”，是信念。

他不译后现代派作品的另一原因是，他认为“新小说”在中国不会成气候，硬译过来让国人费脑筋读也无必要，“中国离那（一步）还远着呢。”郑教授如是说。谈到这里，他仍强调现代派文学与现代西方文明变化的必然联系。中国没那个土壤，硬要赶着装出“新小说”的姿态，其实是徒劳。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罢了。谈到这，我的头脑中然响起前一阵国内学者所谓中国的“真”与“伪”现代派之喊叫，似乎都忘了“语言”这个根本性或半根本性的问题。希望人们再次注意：翻译过来的已不再是原来的“本文”，正如瓦雷里说过的，一翻译，作品“差不多全失掉他们艺术底本质”。后现代派文学这类更注重语言实验的作品怕更容易让人把本质翻译没了吧。

郑教授这三十来年，共译六百多万字，三十多部作品。用他的话说，难得有一天休息，春节都在翻译。他的主要译品有：《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九三年》，《笑面人》，《娜娜》，《梅里美小说选》，《厌恶及其他》。他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笔者不懂法文，对法国文学也不甚了了，对郑教授有关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观点也不尽苟同，但作为记者还是忠实地记录下他的主要论点。窃以为，郑教授对19世纪文学的偏爱及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态度无论如何都是出自他的真诚，表达的是他的真性情。惟其如此，他才能在古典文学的翻译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为他痴迷于此,凡痴迷其中者，必能得其真质。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走这一经”。

整理这篇十八年前的访问录时我上网查询了一下郑先生的翻译成就近况，惊讶地发现他翻译了罗伯—格里耶的作品《窥视者》，而且就是在2007年出版的。为此我感到了一丝窃喜：郑教授终于改变了当年的坚定观念，开始翻译新小说派作品了。至于他是否开始欣赏后现代派作品，不得而知，也不便在他耄耋之年打扰采访他。如果是，那当然好，以他高超的法文造诣，为读者提供更与时代贴近的法国文学译文，那是中国读者的福气，省得大家受那些自欺欺人的所谓名家译文的误导。如果他仍不欣赏，说明他是出于一个职业翻译家的工作角度，试图尝试各种风格的作品，那样冷静地翻译自己并不热中的作品，态度更加客观，译文可能反倒更准确，更“信”。所谓翻译家，应该是对各种风格都能应付裕如者。所以郑先生应该是真正的翻译家，而不仅仅是某个作家作品或某类作品方面的专家。

 （本文首发于1989年9月2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署名毕冰宾，有改动。）

   余中先先生看到这篇文字后在博客留言：其实郑早在1979年就已经在上海译文社的内部出版资料中出版了《窥视者》。格里耶1984年来北京见过郑。但余没说他们双方怎么谈的这本书，郑估计没给他看内部出版资料。我猜过程可能是这样的：79年内部发行是上面派的“任务”，无论喜不喜欢都翻了再说。84年格请他翻译时其实他已经翻译过了，但因为内部已经出版，所以估计就敷衍而过。但1989年他对我说不太喜欢，不翻，应该指的是后来别的书吧。而99年我们外行看到的新译本，其实是旧译本正式出版。呵呵，记者永远只记当时人家说的什么。有些当时不便说的，人家不说，我也无从挖掘。好在余老师是见证人，现在真相又多了一些。谢谢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