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英国劳伦斯专家向我求证最早的劳伦斯作品中译文发表于何时，我自然是答不上，就请教芙蓉国腹地衡阳的廖杰锋教授，我看到他书中考证过是徐志摩翻译的劳伦斯一篇散文，发表在上海的晨报上的《说“是一个男子”》。根据中文我死活是对不出英文是哪一篇，原以为是《男人生命中的赞美诗》，后来廖教授来信告诉我说是on being a man。徐志摩的译文我还没看到，据说是廖教授从上海图书馆里翻旧杂志抄下来的，这学问真做的到家。

   但从这个中文标题看，如果是徐大诗人亲笔翻译的，那估计是草率之作，仅标题就没翻译好，连“对”都勉强，即使考虑到当初白话文比较拗口的因素。看郁达夫的白话文就没这么别扭。

   但无论如何，徐志摩的译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译文，而且是在劳伦斯在世的时候，这可不容易。可能徐是译着玩的。不知道徐的研究者对此有何见教。

   我如实向那英国专家禀报这一廖氏研究发现。英国同仁高兴地回信告诉我这个译文的出现在全世界都算早的。原文是1924年在美国和英国杂志上发表的，一年后就翻译出了中文，估计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外文本，也是这文章的总的第三次面世。后来到1930年劳伦斯逝世后才被收入其杂文集中，算作其posthumous collection of essays（生前未结集过的作品集）。

   劳伦斯1911年开始出名，诗歌、散文、杂文、长中短小说抡圆了招呼，估计1925年前或许还有中译文。这要看廖教授的进一步发掘，也仰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们“搂草打兔子”顺便发现一下1925年前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上还有没有劳伦斯译文。现在看来最早的译文都出自那些会英文的中国现代作家和诗人，如徐志摩，林语堂和郁达夫，而且都是那些自由主义文人。估计鲁迅那一派的作家就是读到了劳伦斯也不会译介，他们在忙着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不会注意到劳伦斯是殖民主义大英国里“被压迫”的作家，这样的边缘人从内部写英国人和不列颠民族的心理其实更振聋发聩。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那个年代劳伦斯到别的国家，首先被看作是殖民主义者遭到白眼。如他在澳洲，至今被一些人看作是代表英国殖民主义价值的作家遭到斥责。在中国，直到1980年初，我们还把他当成是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作者。这些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我想说的是这个小问题也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看中国现代文豪们对当初外国文学的喜好和译介，也能从中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性情啊。为什么赞美劳伦斯的是林语堂之流而非鲁迅之流？真的是人以群分啊。还有我又想起巴金先生收藏过劳伦斯死后出版的第一版书信集，盖了他的藏书大印。这也说明了推崇无 政 府主义的年轻巴金对阅读之物的取舍嗜好。他晚年将这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让我借到了，读了，选了其中赫胥黎的序言一句话做了我的论文题目。从这些零零散散的故纸中我感受到了现代文学里一些名家对劳伦斯的共时性关注，他们的阅读嗜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借鉴的文化财富。因为之后的战争灾难，现代文学不幸止步一段时间。之后大陆一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重新研究这些人，慢慢发掘出丁点儿遗风，顺带发现了些他们与劳伦斯文学的关联，因此也让我感到有一股涓涓文化血脉苍白地从1920年代流到1980年代并苟延残喘到现今，这汩潺潺细水让我们接住了，是因为我们做劳伦斯的研究，算“搂草打兔子”顺带脚，有意外收获，委实有趣。因为多年的中断而忽然发现他们的萍踪，我们是在完全不了解过去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翻译研究劳伦斯的，反倒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似的，就像我们挖山洞，挖着挖着忽然与他们面面相觑，挖通了！有这样的感觉是一个学者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