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纸看了我的博客文章约我重新整理写了关于文学翻译稿费的文章一篇，算是钱春绮先生离去后引发的一个行业焦点话题。写完后，我意识到钱春绮先生那一代人的安贫乐道真成了传说了，一本书稿费买个北京四合院或上海石库门的历史也成了传说。大家别疯狂地迷恋那个时代，那只是一个传说。脚踏实地看看怎么解决眼面前儿的难题吧。黑马特记。

年轻有为的上海医生钱春绮,那时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医学著作。现在成了一个神秘的传说。

鬻文为生的翻译家钱春绮走后（本文发表在2月23日的《世界新闻报》上）

黑马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在春节前夕去了。钱老在老一辈翻译家里成就显赫，享有很高的口碑，自不必说；他为业界津津乐道的独特之处则是真正的独特，无人可比：他是一个翻译个体户，没有公职，完全靠低廉的翻译稿费为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人。其他大师，似乎都有个公职，或在大学教书，或在研究所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即使是杨宪益先生这样的职业翻译家，也有外文局的公职，那个铁饭碗还是和钱的泥饭碗大不一样。如果不论名气，不论其他，仅论这一点，应该说钱先生最受敬重，因为他是纯粹鬻文为生，捉襟见肘的日子，估计没几个翻译家能感同身受。说他是我们的榜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这个，与钱先生一样学富五车、译品等身的翻译家自然很有几个，论学问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榜样的土壤和水质确是大不一样的。同样材质的嘉木奇葩，钱先生是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生活上随时会断顿儿，可其精神之花依然璀璨。这就如同锦衣玉食与吃糠咽菜的两个孩子同样考取了清华北大，大家的同情心自然会偏向后者一样。同样的大师，钱先生得到的同情分要高。

他那么多年以自由职业者之身孜孜不倦地孤独翻译，业绩辉煌，到米寿之年还在翻译荷尔德林诗歌，简直是奇迹。老骥伏枥的精神，历久弥新的译文，少有人能及。直到1995年，应该是出自对人才的照顾和同情吧，他被上海文史馆吸纳，才算有了一份不高的固定收入（后来涨到了1600元）。而文革期间他不能出版自己的作品，一下子十几年没有收入，完全靠积蓄和老伴的微薄工资量入为出生活养家，实在不易。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仍然默默地翻译着可能永远也无法出版的德语文学，这应该叫对文学的至爱了，钱先生是与德语文学相依为命。

　　在博客上唏嘘着写了几段关于钱春绮先生的文字，然后又看了几篇关于他过去的回忆文章，突然俗人之心顿起，有点歪读的意思了。的确，当我们关注他这样在低廉的稿酬时代素心依旧，“安贫乐道”地焚膏继晷埋头于德语文学中时，我们不得不同样关注他的生存状态，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的衣食住行，就难免从高雅之处滑落到日常的油盐酱醋，开始将钱老“还原为普通人”。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必谈的一点是，钱老1950年代被人乱安排，本是皮肤科专家却死活不给安排到皮肤科当医生，心中不快。因为爱好翻译文学，就在写医学著作之余翻译了德国文学，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一本海涅诗歌集得稿费8000元，在那个大学毕业才挣56元的时代里，8000元是巨资了。80元月薪当时就是专家级的高工资，钱老一本海涅诗集等于挣了一个专家100个月的工资。于是他毅然辞职干个体文学翻译，彻底不受医院的气了。估计这个高稿酬制度也是他走上文学翻译之路的重要诱因。私下还以为，估计同样身在上海的傅雷先生也是他的榜样，傅雷那个时候翻译法国文学估计稿酬优厚，住着洋房。这种现象都是现在大家羡慕的，动辄就说当年艾青一本诗集就买下北京一个四合院，叶水夫翻译一本《青年近卫军》也购得一个四合院。那时的四合院是一万元上下一个，价格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十五年的工资。现在北京的老四合院动辄千万计，是一个月薪3000元的人二百多年的工资，所以似乎更增加了当年稿酬之高的神秘。

 钱老在文革十年中书无法出版，断了生计，估计是艰难困苦，绝望致极，但高稿酬留下的积蓄还是可观的。文革后又开始出版，到1990年代之前，像他那样的大翻译家日子还是相当好过的。那个时候，只要有房子住，翻译稿费用来支付日常开销绰绰有余。记得那时我在出版社当编辑，做小文集时选用了周珏良、董乐山和冯亦代等大家的已出版作品，在一个会上见到久仰的周珏良告诉他很快寄稿酬和书，他说：又用啦，等于白拣一笔钱。那可是二百多块，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呢。所以我特别羡慕这些大教授，有公职有大房子，随便业余动手翻译点什么就“白拣”我三个月的辛苦工资。身边有这样的榜样，谁不想苦学苦练，也能一劳永逸，日后“白拣”点什么？后来知道，这叫知识产权，做一回，再重复用，“白拣”的权利永远归你。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笔者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翻译的，虽然只是初学乍练，但对此深有体会。那时我工资62元，是硕士工资，很快涨到了125元，很高了。后来开始物价飞涨，开销入不敷出，一个单门雪花牌冰箱就花去我900元，但我一年业余时间翻译一本小说能挣到4000元（稿酬只有千字二十元），是一年工资的3倍多，再写点小文章，每篇挣30来元，一月写上3-4篇，等于工资翻番，所以日子还是比较好的。原因就在于那个年代整体生活水平不高，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和挤公交车上班，房子是公家按级别分配的，普通人都是一室到二室的小房子，没有太大差别。我家住一间筒子楼，同楼的处长和老编辑也就两间筒子楼，没让我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差别；我有一间筒子楼做后盾，每月房费5元，不用租房买房，最重要的开销就没有了。所以经常能吃吃馆子，麦当劳什么的刚开始挺贵的，8元一个的汉堡我居然没觉得太贵，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比工资高几倍的“外快”收入来源。 

估计日子难过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物价飞速上涨，社会转型，货币贬值，整个社会在大幅度提高工资，房子成了第一大开销，可翻译和写作稿费却只有象征性提高，到今天还千字60-80元，扣除税费，辛苦翻译一本书渐渐稿费不抵二个月的工资了，翻译文学成了纯粹的爱好，成了扮酷，没点素心，没点经济实力玩不起了。我们这些被冠以“翻译家”的人做翻译实则象旧社会唱京剧的“票友”，酷爱但谁也不敢下海“卖”艺，因此也就对低廉的稿酬清高视之了。而像钱老这样的个体文学翻译靠稿费生存就捉襟见肘了。上海文史馆做了善事，安排他吃了皇粮，但那1600元等于一个退休小学教师的生活费，只要不用买房，日常开销勉强对付，但远远不是50年代一本书挣8000元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日子了，落差之大，天壤之别。

说句阴险的话，钱老除了爱翻译爱文学，当时的8000元一本翻译费是他放弃公职的决定性因素，否则，他为生计和家庭只能忍辱负重，一边干不喜欢的耳鼻喉科大夫，一边业余翻译，而不是辞职干个体。他是没料到文学翻译会落草为寇！到了晚年，他是拿翻译当成了唯一的支柱来做的，既是精神支柱，还有微薄的涓涓细流稿费，聊胜于无，算是1600元之外的“外快”。

     文学翻译成了“不动产”，甚至落草为寇，让如今的年轻人视为鸡肋，收入低，质量要求还高，出版上还经常赶速度抢译，出版后还要等上一年半载待书款回笼才能拿到稿酬，等这个付房租形同望梅止渴。很多专门在高校攻读翻译专业的学生都准备把文学翻译当成“精神调剂”来做，他们的首选都是去做商务类翻译，于是文学翻译成了高校翻译专业学生的“零首选”。我看到老翻译家叶廷芳对媒体说现在文学翻译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外文、母语、翻译技巧上都有问题，这样是稿费低廉的恶性循环后果。也有有关领导发话说：“翻译人才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国家现在文化传播的一个瓶颈，不管是‘进来’还是‘出去’”据说准备出台分层次和级别的翻译稿费新标准，或许局面会有所改观。

但翻译一本书买个四合院的盛景绝对成了一个传说，劝大家不要疯狂地迷恋那个非常的时代里的短暂现象并依此做梦。大家应该期盼的是文学翻译的收入合情合理，干这一行至少和做个电脑程序员和银行职员的收入大体相当。稿酬提高了，出版社成本增加了，但也提高了质量并加强了对盗版侵权的打击力度（由于稿费成本低廉，出版社基本不屑于追查盗版，甚至还有与书商串通“自行”盗版中饱私囊的行为；还有出版社名义上开出的是诱人的高版税条件，但严重隐瞒印数导致译者最终稿酬收入微薄，此种奸商行为为人不齿，造成出版社信誉全无），整个社会文化从中得益，从此文学翻译作品出版进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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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有报道说：“文学翻译实乃殚精竭虑而收入微薄的工作，以此为业，有时竟不得温饱。惟德国联邦法院日前裁定，除稿酬外，在其译作发行量超过5000册时，译者有权要求一定比例的版税分成：倘为硬皮精装书，可得该书净收入的0.8%，纸皮平装本则可得0.4%。若译作卖出版权，如平装本、影视改编权和有声书等，译者可再获所有版权收入的50%。 ”

德国的文学翻译稿酬一直是按照每页多少马克和欧元一次性购买的，据说现在的标准是一页15欧元。无论作品是否畅销，一次“卖出”，再有与译者无关。这就造成了多数译者难以靠专职翻译为生。我的两本小说（《混在北京》和《孽缘千里》）都由德国译者翻译出版，对此我深有体会。一本书从汉语直接翻译比从英文转译（如有的作者已经出版英译本）要困难重重。译者经常与我通信探讨问题，我用的方言俚语现成的汉德字典上根本没有，很多隐语隐喻和流行语及反讽和双关语更是令非母语者莫名其妙。有个德国译者翻译我一个短篇小说，我们的通信就达十几封，解释词句和段落无数，有时我干脆用英文翻译出来供他们参考。如此费时费力，一本20多万字的小说要磨上一年多，如果只挣版面费五六千欧元，才相当于普通职员二个月的工资，那日子真是入不敷出了。有德国译者调侃说我们的收入都达不到交税的最低线，所以省了交税的麻烦。

所以就有译者上告法院，告的就是这个每页15欧元的低稿酬，得到了德国高级法院的支持裁决。但译者们关心的是“销量有限的纯文学作品，其译者可能难以从版税中得到更多利益，因此每页译酬标准的提高，对他们应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德国译者们尚需努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稿酬低廉的现状。

不同于我们国家的是，欧洲作者和译者还能从图书馆借阅率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被借阅的次数越多，分成就越多，是稿酬的一个补充。但这需要一个强大而缜密的机制运行来统计、通报和支付，需要一个国家文化制度相当高的成熟发展方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国地位的确立是需要时间和法制来保障的，我们国家要做的事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