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关于钱春绮先生的文字，又看了一篇关于他过去的文章，突然小人之心from the middle of nowhere顿起，有点歪读的意思了。那文章说，钱老1950年代被人乱安排，本是皮肤科专家却死活不给安排到皮肤科当医生，心中不快。因为爱好翻译文学，就翻译了德国文学，结果一本海涅诗歌集得稿费8000元，在那个大学毕业才挣56元的时代里，8000元是巨资了。80元就是专家级的高工资了，钱老一本海涅诗集等于挣了一个专家100个月的工资了。于是他毅然辞职干个体文学翻译，彻底不受医院的气了。估计这个高稿酬制度也是他走上文学翻译之路的重要诱因。私下还以为，估计同样身在上海的傅雷先生也是他的榜样，傅雷那个时候翻译法国文学估计稿酬优厚，住着洋房。这种现象都是现在大家羡慕的，动辄就说当年艾青一本诗集就买下北京一个四合院。

    但后来闹运动，钱老的书无法出版了。后又开始出版，到1990年代之前，像他那样的大翻译家日子还是相当好过的。那个时候，只要有房子住，翻译稿费用来支付日常开销是绰绰有余的。记得那时我选用了周珏良、董乐山和冯亦代等大家的已出版作品汇编出集子，在一个会上见到久仰的周珏良告诉他很快寄稿酬和书，他说：又用了，等于白拣一笔钱，那可是二百多块，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呢。所以我特别羡慕这些大教授，有公职有大房子，随便业余动手翻译点什么就“白拣”我三个月的辛苦工资哈。身边有这样的榜样，谁不想苦学苦练，也能“白拣”点什么？后来知道，这叫知识产权，做一回，在重复用，“白拣”的权利永远是你的。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笔者是1980年代开始文学翻译的，虽然只是初入门，但对此深有体会。那时我工资62元，是硕士工资，很快涨到了125元，很高了。虽然物价飞涨，开销入不敷出，一个单门雪花牌冰箱就花去我900元，但我一年业余时间翻译一本大长篇能挣到4000元，是一年工资的30多倍，再写点小文章，每篇挣30来元，一月写上3-4篇，等于工资翻番，所以日子还是比较好的，原因就在于那个年代是公家分配住房，我有间筒子楼做后盾，房费才5元，不用租房买房，最重要的开销就没有了。所以经常能吃吃馆子，麦当劳什么的刚开始挺贵的，8元一个汉堡我没觉得太贵。

    估计日子难过是从90年代开始的，物价飞速上涨，社会转型，货币贬值，整个社会在大幅度提高工资，可翻译和写作稿费却没有提高，辛苦翻译一本书渐渐稿费不抵二个月的工资了，翻译文学成了纯粹的爱好，成了扮酷，没点素心，没点经济实力玩不起了。而像钱老这样的个体文学翻译靠稿费生存就捉襟见肘了。上海文史馆做了善事，安排他吃了皇粮，但最高工资也就1600元，等于一个退休小学教师的生活费，只要不用买房，日常开销还是能对付，但远远不是50年代一本书挣8000能过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日子了。

    说句阴险的话，钱老除了爱翻译爱文学，当时的8000元一本翻译费是他放弃公职的决定性因素啊，否则，他肯定能忍辱负重，一边干不喜欢的耳鼻喉科大夫，一边业余翻译，而不是辞职干个体。他没料到文学翻译会落草为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