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兄最近命我补充些新的材料,出版《长满书的大树》增补版，这对我来说真是荣幸之至，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做这些烦琐的事：写信给国际儿童读物委员会要版权授权，查找2006年后的安徒生奖获奖演说和国际儿童图书节的献词、海报，翻译、查找作家简历等等。徐鲁自己是出版公司老板，又是诗人和散文作家，著作等身，文名远播，却十分执著于为儿童出版这本高品质但或许赔钱的纯文学作品-演说词和献词，四年就再版一次，这个记录是国际儿童读物委员会都做不到的。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是开了国际先河的。1992年南京的《未来》杂志邵平主编就第一个约我翻译了十几篇献词发表，随后湖南那个著名的汤素兰编辑/作家就依此约我翻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文集《长满书的大树》。而国际儿童读物委员会直到2005年才出版了一个单独的献词文集汇编。但徐鲁则在同一年就差我补充增加新内容，推出了这本书的第二版（里面安徒生奖得主的演说词被认为是理论文字，是给作家和理论家看的，其大篇幅会给书增加成本），远远超出了那个委员会的期待。现在我们又要出2009年前的全部文章汇编和全部海报，实在是大手笔。为此出力，是我的荣幸。这些文字的翻译也记录了我的成长史和我与儿童文学的接触史：我最早的一次出国文学活动就缘于这个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1985年，后来我因此出国到德国的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有了穿越西伯利亚和东欧的火车旅行，这些经历为我写作大特写《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和小说《孽缘千里》提供了背景和生活源泉，为我翻译这本书提供了直接的素材。所以我怎样感激这段经历都不为过。现在徐鲁要出第三版了，这是一本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书了，我怎能不尽心尽力？

   附上我翻译的2002年安徒生奖得主钱伯斯的演说，他是我1985年认识的第一个外国-英国大作家，他言传身教，对我讲述了他所崇拜的劳伦斯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关系，让我第一次了解了生活中的劳伦斯，为我以后的劳伦斯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可以说是起到了“开天目”的作用。

   24年前开始的这一切，都与我的今天息息相关，我算是懂了什么叫缘分，什么叫机缘和福分。

   对生命富有想象的理解

英国   艾顿·钱伯斯

不知道你们是否象我一样对偶然着迷？我的意思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显然无关的事情，你觉得匪夷所思，但不仅仅是偶然。在英语中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有一个短语叫“偶然的长臂”。我开始准备这篇演说时，我想查一下是谁造出了这个短语。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个短语的第一个使用者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叫查尔斯·海登·钱伯斯（与作者同姓-译者注）。

今天就有几个偶然让我感兴趣。首先，1956年，第一个安徒生奖是颁发给英国作家埃琳诺·法吉昂的。而我碰巧是那以后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英国人。

还有一个偶然是，今天获得插图奖的也是个英国人。第三个偶然是，我们两个英国人的获奖竟是在IBBY五十周年庆典的时候，这似乎给我们获得的殊荣增添了别样的光彩。

不过，那奇怪的偶然规律并非只在埃琳诺·法吉昂和我身上起作用。在1955年，在她获得安徒生奖前一年，埃琳诺获得了卡奈基奖章，那是英国奖励儿童作家的历史最为悠久、也是最高的奖项。我在1999年获得过卡耐基奖，与她一样，几乎是刚刚获了那个奖就获得了这个让人望眼欲穿的安徒生奖。

偶然远不止于此，因为在整整二十年之前的1982年，我和我的妻子南茜一同获得了一项英国为儿童图书工作颁发的奖项，该奖凑巧是用埃琳诺·法吉昂的名字命名的。由此我开始好奇，还会有什么样的偶然会让我以后与我杰出的前辈连系在一起。今天幸福的偶然还不止于此。我最近出版的少年小说《无人地带来的明信片》获得了卡耐基奖，它的背景是荷兰。书中主人公17岁的雅格·托德最喜欢的书是《安妮·弗兰克日记》。并非偶然的是，安妮的日记也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这本书我读了多次，为此写过一篇评论，研究它我乐此不疲。

今天偶然的是，安妮日记这本全世界最广为翻译和销售的书，其版权的拥有者是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由安妮唯一在世的亲戚、她最为亲近的表哥巴迪·艾里阿斯。安妮写那些日记时巴迪正住在布鲁塞尔，安妮给他往那里寄过明信片。碰巧的是，巴塞尔正是基金会所在地，巴迪还住在那里呢。偶然的奇妙在于,有时它能为你长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我曾经一直苦于不知道今天对你们说些什么。其实我是写了一份演说词的,可我毫不喜欢那份东西,干脆将它一撕了之.那之后,我注意到了那些奇怪的偶然之长臂,觉得那或许会让你们感到妙趣横生.把那些巧事都记下的过程中,我立即发现它们碰巧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安妮那本书的实质,还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大会上讨论的儿童文学的地位和目的，安妮对我们说的话正与我们这些话题有关。

或者，说得直率、个人化些，当我以儿童的代言人身份写作小说时，我到底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你们今天把这个宝贵的奖颁发给我，你们是在奖励什么？

《安妮·弗兰克日记》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还是少有的几部伟大作品之一 – 在我看来，它是少年儿童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它以纯真的清晰笔调准确地表现出少年早期的孩子们的所想、所感、所能理解和所能写出的是什么。这就是说，作品本身大大超越了大多数成年人对它的评价。对任何以儿童代言人身份写作的成年作家来说，《安妮·弗兰克日记》都是一个估价我们作品的标准。

安妮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人。她用不着发明什么奇怪的幻想来娱乐自己。她不让感伤破坏她对生活的看法。相反，安妮是个了不起的现实主义者。她发现世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发霉的豆子在吃之前必须搓一搓，她宝贝的钢笔丢了，父母不许她看小说，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过于成熟的成年读物，于是她就同父母争论。她可以选取几个看上去烦人的日常事件来表现这些事有多么迷人。她做这些时，思路清晰，语言精确，表现出天生的讲故事冲动。

她还是一位少年哲学家。她以自己为标本研究生命，在她自己身上发现了普遍的真理。在她写的一段话中，我觉得我们触到了事情的实质，也就是为青少年写作长篇小说的实质，其实也是为任何人（不论年龄）写作小说的根本，我今天就想提到这一段话。她是在1944年7月15日，星期六，她整整15岁零一个月时写的这段话，她写道：

“我的性格里有一个特点，谁认识我一段时间后都会感到震惊，那就是我明白我自个儿。我简直就象一个外人那样监督我自己和我的行为。我可以完全没有偏见地看待日常生活里的安妮，不给她找极口，看她哪儿好哪儿不好。这种“自我意识”纠缠着我。每次我开口说话，不管是说‘那应该不同’或‘那是对的，事实如此’，我都知道这一点。我身上有很多地方让我自责，我简直无法把它们一一指出来。我越来越感到爸爸的话有多么对，他说：‘所有的孩子必须对自己的成长负责。父母只能给他们提好的建议，把他们摆放在正确的道路上，可他们性格的形成全靠他们自己。’”

《安妮日记》是人通向自我意识旅程的记录。它讲的其实是每个人自我认识的发现，其目的是自己明白自己。安妮那类自我意识并非自大，不是自恋。相反，她对别人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而且她想把自己置身于所有事情之中。她想知道她是谁，别人都是谁，生命意味着什么。她不倦地追寻这种知识，即使她要研究的只是发霉的豆子。

她性格中还有一个特点令所有认识她的人惊讶，那就是，她是个敬业的作家。她唯一的志向就是当一个著名的作家。“写起来我就什么都忘了，”她在日记中记道。“我的忧伤没了，我的勇气又来了。”每个别无选择只能当作家的人懂得这话的真实。每个非写不可的作家知道，只有通过写作他们才能略约明白自己和别人是怎么回事。任何想不写都得写的人会懂得只有通过写故事、诗歌、日记或戏剧或任何自然形式的作品，他们才能他们是谁，并发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简言之，在于我，写作和阅读文学书籍是一个精神和宗教行为。但那是一个大的话题，需要另一个场合来谈论了。

今天授予我安徒生奖，让我感到你们肯定的就是上面这些价值。你们给我的荣誉并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我个人也不值得这样的奖励。你们，我认为，也希望，所赞誉的是那个奇特、神秘、难以言表的过程，那种艺术我们称之为文学，通过它，我们或许能最高限度地达到无私的自我意识，无畏地、清醒地认识生命，最终富有想象地理解生命。

我感谢国际评委会对我的肯定，同时要感谢我国的评委会对我的提名。仅有提名足以令我荣幸。对你们大家，亦表示我衷心的谢忱。

2002年

  艾顿·钱伯斯（1934- ），生于德拉姆乡下，曾在英国许多学校当过英语和戏剧教师，1978开始专业作家生涯。主要作品有《在我坟墓上跳舞》、《课间》和《无人地带来的明信片》。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出版过创作论集《书谈》。曾获多次国内外大奖。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