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一过,偶然在网上发现上海的《少年文艺》（阅读前线）去年第7期选用了我年少时代用毕冰宾的本名发表在《儿童文学》上的一篇儿童小说译文。这篇东东很招人待见，发表后仅我发现的就被“选用”三次了，都是当时的主编康文信兄给改的篇名吸引人啊，他给改成了《弗兰克先生是个女的》！这么多年，我得一直感谢老康哥。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用了，但既不给我刊物，也不发银子，根本不理睬我这个种粮食的农民。打电话过去，态度很好，说：我们刊物上有声明的，很多作者译者联系不上，请发现后找我们。亲爱的上海编辑，这都2009年了，您们的版权意识还停留在1990年代，那时中国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更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出版可以随便选用别人的东西，绝不理会作者译者；后来改为在书后刊物后面发告示，让大家纷纷来找小钱要。怎么到2009年，我们大上海的刊物还这样做？都后殖民时代了，上海一贯标榜是被殖民最舒服的中国城市，换言说最“与国际接轨”，弄得大街小巷都跟欧洲似的，可我们的一些欧洲城里的出版家就是脑子没与国际接轨，还能这么做，这么说，让俺农民没脾气。

    说个真欧洲人的版权故事吧，看看人家：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学院汉学教师亚历山大，小伙子是研究巴金得的博士，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用中文发表过论巴金的文章，人家中文地道，法律观念也地道。他辛苦地翻译了一大本“中国现当代小说选”，翻译前就辛辛苦苦给收入集子里的几十个作者写信征得同意，实在找不到的如冰心等逝世作家，就托我找作家协会的人想法弄到其后人的地址和授权，还有的逝世作家如方季，就是找不到后人，就跟作家协会说好，同意他翻译，出书后由作家协会负责帮助联系。

     后来这书据说销量不好，出版社亏本出版，他分文不取，他又给大家写信说明情况，征得大家同意放弃稿酬出版，但保证每人能得到一册书。哥们辛苦地用中文一笔一划地写长信，真是认真得让你感动。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个六够他基本上拿到了所有人的授权，这才进入出版过程。据说因为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所以这书才找到了出版社得以在2009年出版，小伙子终于踏实了。跟这个欧洲汉学老师比，我们的版权意识，我们对作者译者的尊重，有多少？与国际接轨不是光把街道商店装修成欧洲样就行的事。再想想，其实很简单，什么国际接轨，那时硬性的法律制约，其根本就是个尊重不尊重别人的良心的软问题。一句话：做人要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