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寻觅者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里，我们靠诗书了解别人，偶尔遇见一本心仪的书便期待见到这个人当面讨教。碰巧在弱冠之年学习现代诗的时候，遍读能借到的书均不合胃口，读到了北师大教授、也是著名的九叶诗人郑敏的书《英美诗歌戏剧研究》，感觉如醍醐灌顶。那本一块三一本的书是北师大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封面极其简陋，所用之纸与内文纸几乎一般薄，感觉像内部学习材料或那个年代的油印课堂讲义。而封面上作者的郑敏二字是六号字体，几乎可以忽略。但就是这本书让我如获至宝，让我对现代欧美诗歌有所领悟。这是因为郑敏既是教授同时更是诗人和翻译家，她的理论著述有其诗歌创作这丰厚的感性体验为基础，其创作的心得又有高深的理论相观照，亲身心的体验和经验之谈与理论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样的论述怎么能不切中肯綮。所谓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在于郑教授是自然地兼而有之、相生相伴。反之，读某些大研究员、大教授的理论，常常因为其纯粹的“灰色”枯燥而无“生命之树”的绿色底蕴让我感到与诗歌隔了一层，而某些大诗人的创作体会又因为其过于主观和非理性而读来难得其要领。郑敏恰巧在我最困惑最无奈的时候出版了这本书，不敢说其最妙，但最合我的胃口却是真。  

于是我毕业到出版社工作后就全力推进一本欧美现代诗集的出版工作，并非因为我是诗歌的狂热爱好者，而是觉得应该，而且希望通过请郑先生主编来好好讨教一下，上一课，以此增进自己在这方面的学识。终于联系到她，她却婉言推了。她解释说是觉得上了年纪，总想多留些时间总结自己革命自己以求“更上一层楼”。后来她告诉我她怕的是图书市场严重萎缩，以她六十八岁高龄辛苦折腾一大本洋诗却让出版社以不够多少册的起印数为理由璧还，或让她包销多少册。她笑说：那样的话她就是把老命搭上也还是销不出去。她的担心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也是1980年代末出版界开始衰落的真实写照。就是从此时起，出版社开始卖书号，开始要求作者拉印数、包销和自费出版书。作为一个老教授，她宁可不出书，也不愿意如此斯文扫地。

作为一个年轻编辑，我能理解她的苦衷，也敢暴虎冯河，竟敢化名冬淼自己当上了主编，搜罗材料、组织作者和译者，干了起来。当然我还是很感谢郑教授，是她冒着出版不了的危险独自翻译了诗集中的美国部分，这是对我这个“粉丝”加“主编”的最大支持。

或许是因为译者中有郑敏和飞白的大名，在纷乱的1989年上半年，无名的冬淼编的诗集竟有6500册的征订数，开机啦，我们所有的人悬着的心都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本诗集的封面上署名是：冬淼编郑敏等译，一个弱冠之年的小青年在无奈中当了主编，大教授和诗人仅仅是其中的译者，这实在是时代的耻辱。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诗集是出版了，这就令人欢欣鼓舞了。我更是暗自得意，我因此得以与郑敏有了合作。

编着郑先生的译文和评析文章，我明显地“号”出她的崭新脉络，那脉向走动如跳跃，铮铮作响的是追求与欲望裂变的轰鸣。我惊异于她心的年轻。于是在我们的诗集出版后我见到了清华园里的郑敏教授。

对我眼前这位女诗人，老先生，我该怎么记下我的印象？她的白发与她那乐感极强的声音，奔驰如春水的思潮，活力与热情所构成的成熟、练达、儒雅、幽默，衰老与青春交叠的活生生存在，令我辞穷，更令我敬佩。我宁可用她自己的话，把她看作是“强烈的愿望”，“是带着白雪帽子的额头下翻腾、旋转思考着的湍流”。

她的创作诗集《寻觅集》获近年新诗集大奖，近半个世纪的勤奋生产似得到其应得的承认。当然，对诗人真正的认可应是来自爱她诗风诗韵的读者。所以，对至今国家级出版社仍未出一本她的集子，这个事实她似乎不那么上神经。

她自然忙得很。不停地铸造一座座诗塔（她说过诗是时代的宝塔尖），不停地抛出一篇篇诗塔的构图说明书，创作和理论双向并进。与此同时，她还在带英美文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知道，作她的学生不是太幸福就是太难受，两者只能择其一。因为她是个太与众不同的导师——比如我问她“创作与理论并行往往会窒息艺术，您不认为您的理论研究危害了您的创作吗？”她回答说：“我本来就弄不来学院派的理论，我的理论是我自己在创作中摸索出来的，我只信我能感受到的理论。”这样个性化的教学如果在中学，将会让升学率停在零上吧？幸亏她指导的是博士生。

她承认她也在探讨，“常常觉得自己不行，着急。”现在有的压根没钻研进去，只根据几个不成熟的译本就长篇大论起来，颇让国人摸不着头脑。总的来说是盲目，更多的怕是各取所需，砍一根白桦就称找到一片白桦林。这主义那主义，其实我们尚未弄通。

郑教授称我国的文学发展在“五·四”时期是受教学的引导，有人较系统地引进理论，推动文学潮流的进展。可新时期以来，教育界却与文学创作的丰富现状格格不入，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落后。而郑敏正是在身体力行，集创作、翻译、研究和教学于一身，这样多元且成功的诗人应该是很鲜见的。

所以，教育是关键。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教师本身的素质……看来这个问题说来话太长了。

郑先生力图站在景观中西文化的某一个独特角度，对当代诗学进行“切入”，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从理论到实践做一次沉重的飞跃。

她说她正回头走向中国古典诗词。这是否是她追求失败后落魄还乡呢？她说绝不是。她说她崇尚中国古典诗中的“灵”，她要重新从中挖掘出它真正的内在精神来。她颇为反讽地说，不知道原先人们是如何教人“欣赏”古诗的，弄得国人只觉得古诗有霉味儿。其实不然。

她说她极少写或不写爱情诗。她说她的诗无法香艳、无法凄艳，尽管香艳和凄艳的诗有其充足的理由存在。还有，就是，她的诗无法豪迈。尤其做不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最怕折腾一通只是“惊人而已”。她不赞成立体主义式的诗，倒喜欢“马蒂斯式的流畅”，并依此原则做诗。我不懂美术，只好实录她的话，供智者明察。

又一个不写爱情的女诗人，在这之前我刚遇上同样的赵萝蕤教授，坚称不写爱情，而郑教授干脆罗列出爱情诗的香艳和凄艳等等大加嘲讽。这一招怕是很特立独行。一个女诗人，怎么也得让“艳”成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哪怕很小的一点成分吧？但郑敏和赵萝蕤都拒斥这个，一个号称是玄学派，一个号称是马蒂斯式。或许这就是这类教授型女诗人与其他类女诗人的区别？她们是否在拒斥女性的某一种特质？不得而知。

修改这篇文章准备收入集子时，我上网看了一下，键入“郑敏教授 诗人”，屏幕上显示，她刚刚获得央视2006年新年新诗会授予的年度诗人，被誉为“中国女性现代性汉诗之母”。老一辈的女诗人里，有三位出自福建，一是冰心，二是林徽因，然后就是郑敏。前两位，冰心的散文创作成就盖过了诗歌，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因其非凡的建筑设计才华而暗淡，只有郑敏，在超过八旬的高龄上还在进行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研究，还在寻觅，是名副其实的诗人。至于那个“女性现代性汉诗之母”的光荣称号，普通人听起来一定觉得拗口并莫名其妙，那个词过于专业了，估计郑敏教授心里不那么受用。奖项和颁奖词只代表一类人的一种看法，真正的光荣称号仅仅是著名诗人就够了。

（本文采访部分发表于1990年2月10日的《文艺报》，署名毕冰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