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身边的法国时尚

黑马

记得上世纪的1971年读小学时，那个参加“八国联军”烧咱们圆明园的法国一连好些天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乍暖还寒的时候，我们这些迷迷瞪瞪的毛孩子穿着大棉袄顶着刺骨的北风在大操场上开大会听老师们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大唱国际歌，还看了不少巴黎公社的小画书。我们一面大讲学习他们英勇无畏，一面暗自喜欢看他们的服装：男社员们穿皮衣皮靴背着枪，女社员们有穿裙子的，金黄的卷发，真美。在高楼大厦之间打仗和我们的农民革命武工队破衣拉撒的样子就是不一样。就觉得这些在巴黎闹革命的人挺神气，好看。幼小的心里还谴责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呢，其实那时就开始有了追求时尚的萌动。

过了十来年成了大学生，“文化大革命”中遭禁十几年的西方小说都开禁了，我们得以饕餮傅雷等人翻译的法国小说，从《悲惨世界》、《九三年》一直看到《红与黑》，再看这些名著改编的彩色电影，简直人人成了法国迷。那些小说电影里展现出的法国生活，洋里洋气的城市建筑，明媚的乡村田园风光，法国人的思想和情操是如此魅力无穷，在我们眼中，法兰西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就是浪漫，就是爱情，就是时髦，就是美，就是……天上人间。

等念英文念到一定程度就发现英文里凡是与美食、时尚、性感、爱情、情调、风格、政治、外交和法律等相关的“上档次”的词儿居然都是原封不动照搬法文，连吃饭前祝大家尽兴的祝词都直接用法语，甚至前卫这个词本身就是法文（avant-garde）。于是那法兰西在我们眼里就更加神秘浪漫，而且高不可攀，难以企及。

可一转眼法兰西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八十年代从改革开放开始，北京崇文门街口上出现了两家法国西餐馆，一曰马克西姆（意思是大），一曰美尼姆斯（小）。当初那可是北京人眼中的法国啊。那个“大”咱吃不起，菜太贵不算（随便一个小菜就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收中国钱，而是收外汇卷。那个“小”的一开始咱也不敢进，后来收入高了才敢进，发现不过是西餐快餐而已，生煎牛排配炸土豆条，面包黄油果酱，奶油蘑菇汤等等，几次吃下来也就没了新鲜感。几年没去，有一次经过崇文门想再重温一下当年的热情，发现它竟关门大吉了，可能是因为西餐快餐厅太多的原因吧。那个大的还在，依然是挡在厚窗帘里的贵族，普通人不敢接近也接近不起，尽管菜谱都摆到门口了，人们还是不敢看。

随之进来的是名目繁多的法国香水，朋友间送礼特别时兴送那个，显得高贵脱俗。但后来发现那些大瓶的喷雾式香水很廉价，你衣服上不能在正式社交场合上出现那种香味，那不过是卫生间的除臭香水。而名牌如“夏耐尔”之类还是价格不菲。当然最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是“皮尔·卡丹”系列服饰，西服，领带，腰带手包等等，那等典雅高贵堂皇，令人晕菜不算，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点工资在这个系列面前着实显得软囊羞涩，于是卡丹产品成了送礼佳品，卡丹先生的创业传奇故事随之家喻户晓了。等遍地都有卡丹产品时，我们发现这东西在法国是大路货牌子，卡丹先生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众路线，在他之外，还有无数别的贵得买不起的华服时装每年每月从巴黎的时装展示会上发布出来，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但就是见不到街上有人穿，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就是引得服装商模特媒体观众趋之若骛，因此巴黎成了时尚之都，牵着世界时尚的鼻子走。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法国，知道法国时尚的魅力，也知道法国时尚基本上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中看不中用，但象征着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

但法兰西真的离我们很远，法兰西时尚我们天天目不暇接，但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真正让我们时时刻刻都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国，是满北京跑的“富康”出租车，但问问老百姓，他们有几个知道那是法国的玩艺儿？普通而耐用，还起了个地道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俗到家的中国小市民名字，是“发家致富”和“奔小康”的合称，还有那个超市“家乐福”，中文名字在中文语境里更是俗到家了，真不如“雪铁龙”和“爱丽舍”什么的有异国风韵。于是法兰西的浪漫典雅在这个全球化日益逼近中国的时代，混在舶来品里，再加上翻译的“国产化”和市民化，在中国反倒不显山不露水了。人口相当于一个中国省的法国要真正“进入”日益发达日益与世界接轨的泱泱中国，还须努力才行。

但是有一个法国形象牢牢地进入了中国人心中，那就是中国学生都读的那篇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被选入了我们的中学课本，那个穿崭新制服的老师和那个可爱的小学生可比“富康”和卡丹、夏耐尔和家乐福什么的更有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