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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
李辉主编这辑《人踪书影》丛书时告诉我把拙作定位在游走异域、拜谒外国名人故居上。对此我欣然接受,因为这些年很是去了几个外国,只要知道附近有名人故居或纪念地都不放过,而拜谒劳伦斯在英国及欧洲和澳洲的故居则属于我的“专业游走”行为。因此写这样的书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整理文字和照片神游故地,重温过去游走异域的心情,反刍这种游走对我感情上的冲击和知识上的提升,还是感慨不尽。作为60年代出身草根的平民知识分子,少年时代绝没想到日后会有这种“周游世界”的机会。
六、七十年代被父母寄养在古城保定一个淳朴善良的劳动者家里,是和那些文盲家庭的孩子们一起疯玩着长大的。但我那善解人意的“祖母”却断言我长大后会走得很远,理由居然是:我吃饭时手握到了筷子的最顶端。可能与奶奶的预言有关系,我和伙伴们摸爬滚打回家后,竟会安心地看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把那些国家和城市牢记在心。夏夜纳凉或冬季围炉聊天时,同院的那些拉排子车、卖菜、摇煤球、扛大个的兄长们经常在聊够了家长里短后,让坐在墙角里听着傻乐的“小宾子”(我的小名)出来跟大家说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怎么着了”,因为我是那个院子里文化最高的初中生。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电影也少,人们的娱乐途径只有听半导体和看八个样板戏,我是个“人来疯”,竟能学着说书人的口吻给大家讲点国际知识,居然能为大家带来茶余饭后一乐,起到了今天电视的作用,我的“节目”还算得上知识和趣味相结合的那一类。为了能经常在大人们面前显摆自己受表扬,我要加倍努力看地图,看报纸。是那些普通劳动者对外界的渴望,鼓励着我放眼世界的。
编辑这本书时那些游走异域的新奇或在名家故居前高山仰止的感觉反倒变淡了,我的第一感觉居然是还想当一回那个当年的“小宾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操着浓重的乡音给那些淳朴的邻居们讲讲外面的故事。七十年代,我们那么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棒子面窝窝头,可那些跟外国似乎最没关系的底层劳动者却仍然想了解外国,而我那些质朴的表演给大家也给我自己多大的欢乐呀!人事倥偬,三十年就这么弹指而逝,小宾子大了,被对外界的渴望之心驱使着永远告别了古城保定,那个青砖墁地的大杂院也早随着旧城改造运动和古城墙、城隍庙、尼姑庵、各省的会馆一起拆了,那座华北平原上面积仅次于老北京城的800年古城被拆得几乎片瓦不剩。那些老邻居们,那些听我“讲事儿”的叔叔、大爷、哥哥们有的已经作古,在世的也都离散了,消失在那座“崭新”的红砖与水泥楼房组成的新城市里,在那里我找不到任何与过去联系的参照物。但我今天能写出这些关于外国的文字,似乎是在继续着儿时的游戏,我游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时,心中都会想起我的古城四合院和那里的人们,他们是我“放眼世界”最初的动力 - 幼小的我经常站在老城墙上发愣,望着不曾污染的护城河水,渴望着城外遥远的天地。长大后我不可救药地脱离了那个城市和那个阶层,写的东西他们读不懂,也不是为他们写的,但对他们我永远心存感激,如果不是爱的话。他们是我的底色,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情结,影响着我的价值取向,不管我走多远。
我还应该感谢很多外国人,包括我小说的德文译者、德国代理人和出版商及法兰克福书展国际部,德国、捷克和澳洲一些大学的朋友,他们为我创造了不少去国外游走的机会。
不信命,不信神的我,有时也会猜想,是否有“命运”和“缘分”这些东西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起着作用,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异域”有不解之缘。或许这种“缘”从根本上说还是起源于童年在古城老院子里的那些表演,日后过多的向往和努力为我蹚出了异域游走的路来,而我错以为这叫缘?总之,理性上我能明白的就是童年的经历对我的推动。因此从根本上我要感谢那些普普通通的小城老邻居们,感谢与他们一起度过的贫穷但有滋味的童年日子。
(《名家故居仰止》(人踪书影文丛),黑马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