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想不去上，读一年高四再考。可当小学老师的父母说能考上大学，就是向家的骄傲了，几辈子向家才出个大学生啊。几年寒窗，考个大学上多不容易，你不去，第二年再考万一还不如这次就更惨，家里不能养着你老上“高四”呀。再说了，就算是将来管扫街又怎么了，反正是国家干部，铁饭碗，又不用你自己挥大扫帚去扫，你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检查扫得干净不干净，给扫街的工人开会，发口罩什么的。没准儿呀，品学兼优，还能分到北京去管清扫天安门广场呢，那儿的清洁工都是开着清洁车扫，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挺体面，还天天逛天安门广场，光荣还来不及呢。去吧。环卫也是革命工作，都不管环卫，城市还不得臭了？

那对老父母真叫可怜，苦苦盼的就是儿子上大学当干部，听说录取了，早就买了大鱼大肉准备请院子里的邻居一起庆祝呢，他居然不拿哈尔滨医学院当回事，这态度让他们伤心欲绝。他们声泪俱下地叨叨，让向茂心软了，真怕他们着急上火倒下，就这么着一狠心上了哈尔滨。

　　毕业后倒是没有被分配去清扫天安门广场，而是分回省里到疾病预防研究所搞病毒研究，一头扎进实验室成了科研人员，这活儿虽然枯燥，倒还安心。学术这东西可不就得甘于寂寞呗，人家居里夫人研究出镭来，靠的是成年累月守着大铁锅熬哇熬，终于熬出来了，多令人敬佩。就那样人家还忙里偷闲闹婚外恋，有情有爱的，一点也不枯燥。这就是伟人。

　　向茂就准备在那个城乡交界带的破旧楼里吃苦耐劳修成正果，成为病毒专家。所里已经出了两个这样的大专家了，比如那个毕副所长，还不到四十岁，人家也不是什么北京医学院出来的，照样成才，美国的顶尖研究机构年薪20万美圆留他，他却毅然回来了。看来考大学那一下子偶然因素很多，有时就是一道时事政治题没答好如没说全什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四项基本原则”，就拉了分，那几分儿就成了北京医学院与哈尔滨医学院的分水岭。但真正见分晓是要到40岁以后，凭成果和业绩看谁立得住，和当年上了北京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的中学同学决一雌雄，俗称决一公母。

他每天登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去上班，来回要一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穿过一片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那种三不管地带真是人间地狱，冬天春天暴土扬场，夏天蚊蝇铺天盖地、臭水汪洋，对他这种从事医学的人来说穿过那里简直就是打一场细菌战，进了办公楼和回了家要拼命消毒才行。这种天天戴着口罩和细菌打交道的日子他居然过得无怨无悔，全靠心里憋的那口气撑着呢。否则他可以换了城里的单位，改行干点什么，甚至去中学当个化学或生物老师也行，朝九晚五，生活有规律，再生个孩子，一家人温馨热乎地过小日子，多好。可他一定要“卖了孩子买笼屉-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坚持在这郊外的垃圾堆旁练功。

但最终让他坚持不下去的是他老婆。老婆跟他同学，但学的是神经外科，专长是开颅，属于外科中的高精尖人才。其实她高考的分数比向茂还低，但她报志愿时稳扎稳打，不敢冒险报北京和上海，第一志愿就报了哈医的神经外科，所以就如愿了。向茂属于北医没录取被哈医收容的，这种落选生只能是赶上哪个专业没招满，就让你进去填坑，哪怕分数再高也枉然。谁知就这么个专业区别，还能影响到两个人的人生区别。

一般来说，一个文弱的小姑娘，进了省医院，怎么也得打下手干上二十年才能出道去独立开别人的脑袋。以前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来开颅。可这些年不同了，想开颅的人与日俱增。以前神经出点什么小毛病如什么面神经抽搐之类，大多吃吃药，做做按摩，可以带病生活一辈子，人都咽气了，脸上的肌肉还按照惯性还颤动着呢。现在人们有钱了，讲求生命质量，就要求开颅根治。于是能开颅的医生供不应求了。不出几年老婆就开颅开成了专家，名气如日中天。先省内，后省外，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师忙不过来时，她就成了著名替补，渐渐由替补成了平级，十分了得。这几年由公而私，开始周末假期坐着飞机“走穴”，挣的那钱就不能用“红包”来形容了，因为红包毕竟还算小费。而她挣的可是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