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组自己很喜欢的单人特写照片，是照日格图拍的。那一年《民族文学》杂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风情园开笔会，他帮很多人拍下了美丽的照片。喜欢摄影，喜欢电影，为流行杂志写专栏、书评，这些时尚元素勾勒出一个属于城市的照日格图。

属于城市的照日格图在一家以城市青年为阅读对象的杂志社上班，每天用手机上微博、QQ和微信，关注公众话题，点评朋友圈里的照片，和爱人一起看午夜场，然后在霓虹闪烁的呼市街头，寻找宵夜的小饭馆。这是一个长得稍显老成的年轻人，在别人的眼中，我是说在城市拥挤的人流中，他和别的27岁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他自己或许也是这么觉得。但是，总有那么一刻，他会不由自主地从城市游离出来，回到童年时代的草原。在那里，他的母亲永远21岁，踏着一路盛开的马莲花来到父亲身边，开始操劳、思乡的一生；他的姑姑总是穿着洁白的连衣裙来到苏木奶站，在小伙子们倾慕的目光中变成一位天使；在那里，美丽的乌吉斯古楞将人生定格在弹奏《啤酒桶波尔卡》的文艺少年。还有丧父的恩和、被学业纠缠半生的阿其图哥哥、喜欢喝酒却早逝的刚嘎叔叔……他们清晰地走过来，像一垛温暖而柔软的草，抚慰着他在城市的太阳底下日渐干涸的心。他用细致耐心的文字还原了那些故园场景，与熟悉的乡邻交谈、回忆往事。这一部分文字，就是照日格图描写草原生活的散文。在这些散文中，他终于还原成一位蒙古牧民的儿子，卸去所有属于城市的铠甲。此时的他，像一个隐匿在城中的游牧诗人，有点与众不同了。

                              挥之不去的怀乡情结

也许弗洛伊德“童年生活影响人的一生”的论断不能解释一切，但对于照日格图来说，童年时代的草原却真的成了一个他走不出去的世界。无论身居何处，呼伦贝尔的岁月都像梦一样驻扎在他灵魂的深处。

    在《怀念一垛草》中，他写道：“大学毕业后我成了城市里朝九晚五一族。每天清晨，我都赶着公交车拼命奔跑；每个月，我都为了房贷变得筋疲力尽；每每这时，我更加怀念单纯的友谊和生活。我常常想起父亲在月夜打草时的寂寞和藏在草垛里的欢乐宫殿。”城市与草原，在照日格图的笔下是对立的存在。前者繁杂，令人疲惫；后者简单，让人愉悦。站在城市遥望草原，是照日格图的书写姿态。因此他的书写有别于身在草原的作者对草原照相式的描摹，也有别于来自城市的旅游者对草原景色的肤浅歌咏。他的书写更冷静、更开阔，也更有思考。

作家韩少功说，他在一本唐诗上发现，里面大概70%以上的题材都是“怀远”。假如唐朝有视频通话，70%的唐诗就没有了。距离确实是一个怀乡的理由，但在信息和交通都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怀远”被大大削弱了。所以，照日格图的“怀乡情结”，更多的不是空间意义上的，而是时间意义上的。在城市与草原的对比之外，过去和现在，在照日格图的散文中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昔日草原的很多美好，如今已不复存在。“有一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回忆有关草垛的趣事，母亲听完后语气变得特别感伤，说，近两年草原沙化得厉害，今年秋天就有好多人家没去打草，实在没什么草可打的了。他们廉价卖掉了畜群里一半的牲畜，从黑龙江引进了高价的捆草，可那草再怎么贵，牛羊就是不爱吃……”在《苏木奶站》中，他不无失落地感慨曾经清纯无比的姑姑“裙子的颜色也越变越暗，最后变得与周围的女人并无两样。”童年的草原，就这样成了照日格图再也回不去的精神故乡，让他在书写中一遍一遍怀念。

     在《马莲花开》这篇散文中，照日格图这样描绘母亲的怀乡之情，“喜欢马莲的母亲虽然也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呼伦贝尔却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任何娱乐地生活了大半辈子。她从不说她寂寞，也不轻易袒露自己的思念，只是家里的人谁都知道，虽然20年过去了，母亲依然把呼伦贝尔当成异乡。”然而，当母亲在他的安排下，与日夜思念的亲人见面后，“却并没有多少的兴奋，而是依旧那样少言寡语。母亲说，多年的异地生活，已经让她和亲人之间，没有了过多的话语。”照日格图也许并不知道，在怀乡这件事上，他其实复制了母亲的全部感受——“母亲的孤单不是距离所能弥补的。马莲的花开花落中，承载的不仅仅是她对某一个人遥远的思念，更有她对所有逝去的韶光和青春的追忆。”

从哲学角度说，世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时间和空间。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便捷，也在改变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新的生活模式使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发生巨变，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放弃，在遗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照日格图童年的草原就不只是对个人生活的怀念，而更像一种意象和象征，让人思考时代，也思考一个被城市日渐改变的马背上的民族。

                               对民族性格的深情书写

我无法判断照日格图是否像母亲一样，总是在灵魂归属这个问题上，痛苦地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孤独，但从他笔下描写的那些鲜活的蒙古人中，我却感知了这个看似豪爽快乐的民族，灵魂深处寂寞的一面。

他写牧民一年一度的打草，“在呼伦贝尔，到十月初就开始下雪了，去打草的人们忙着赶在下雪之前把草都拉回家去。但又不能提前过来打草。打草的时间提前的话，青草的营养就不够，牲畜过冬会掉膘。所以，去打草的人大多数都披星戴月忙上整整一两个月。甚至有的人一个月都不洗一次脸，不刮一次胡子。”这漫长的与家人分离的日子，牧民们是如何度过的呢？在《乡人三题》中，照日格图写他的父亲带着少年丧父的恩和一起出门打草。为了抵御寂寞，恩和第一次去时带了MP3、手机和收音机。但是，“只过了一天，原本叫得欢畅的MP3便没有了声音；五天后还能通话的手机也没有了声讯；只能收到两个台的收音机也在半个月后变得哑然无声。而作为呼伦贝尔的牧民，他要在草场度过漫长的两个月时间。”后来，寂寞难耐的恩和开始唱歌，并且深深地怀念起远在天堂的父亲。有一天晚上，他唱起了蒙古国80年代的流行歌曲《致父亲》。

一个民族的性格与一种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而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性格。辽阔的草原，孤独的牧民，漫长的一天又一天。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么热爱牛羊、骏马，草原和美酒。在他们眼中，这些不是物，而是朋友。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么率真、奔放，热爱自由，并且对远方来的客人热情无比。因为只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才会有压抑和勾心斗角，也只有寂寞久了的人才特别看重相聚。

除了性格深处的寂寞，照日格图笔下的蒙古男人还展现了纯真、性情、可爱的一面。他多次写到男人之间的打架，《苏木奶站》中有一场最为典型。阿喜达因为在奶站交奶时加塞被众人打了一顿，倒在地上，鼻子被打出血，“等众人恢复平静再一次排好队时，阿喜达摇摇晃晃去奶站水泵上用凉水洗了把脸，站到了队伍的最后面。我们怕之后会发生一场更为惨烈的恶战，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几天，我们看到阿喜达和那帮人有说有笑，似乎几天前的恶战发生在别人身上。”再比如发放奶资时，男人们拿到了钱尽情喝酒的描写也十分生动有趣。“三两个汉子席地而坐，刚开始还会有花生或者咸菜，后来就只剩下啤酒供他们享用了。他们甚至一整天坐在那里喝酒，一点都不着急回家。喝到酩酊大醉时直接躺在奶站门前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睡醒后接着再喝。”写到刚嘎叔叔曾经怀里揣着当月的奶资消失了半个月，再回到家时，把仅剩的那些钱交给他的女人，“女人并没有生气，还想再拿一点钱给他，让他再去潇洒几天。男人自然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低头不语，坐了一会儿，就去外头检修他的打草机和四轮拖拉机。”在描写男人的同时，蒙古女人豁达、善良和宽容的性格也跃然纸上。

照日格图总是用最干净的白描手法，不动声色地讲述这一切，不用任何议论来干扰你，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让你仿佛跟着他一起置身其中，经历了一次真实的草原生活。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是自由地在展现自己的性格特点，照日格图极少给他们下结论，而是细致地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作为一位书写者的能动性更多体现在对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上。因而在这些书写中，你能感受到照日格图对他们饱含深情的尊重。  

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我接触蒙古族人的机会可能比南方人多，但是无论大学四年的同窗，还是交往多年的作家朋友，都不及看照日格图的散文，让我对蒙古族人的性格了解得多。照日格图对蒙古人的书写，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符号化文字，而是深入到了他们的生活和灵魂深处。这一切，都是在极其自然的描写中完成的，因为草原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血液，与他融为一体。

蒙古族诗人宝音·贺希格在一首诗中说，“有人问我长调究竟唱给谁听？我说唱者是在确认无限中的自己。”我想，生活在城市中的时尚青年照日格图，也许就是在这些关于草原的书写中，一遍一遍地确认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