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学7月上 文坛新势力主持语

活着，并记着

俄罗斯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有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名逃兵安德烈和他妻子纳斯焦纳的故事。为了让安德烈得以苟活，纳斯焦纳想尽了千方百计，做出了异乎寻常的牺牲，但最后还是被逼上绝路，为了不暴露丈夫的藏身之地，这位走投无路的妻子不得不投河自尽。这部小说的题目是《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大概出自纳斯焦纳说过的一句话：“要是你走绝路的话，我也决不再活下去——你可要记住啊。”说这番话时，是因为害怕丈夫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但当纳斯焦纳先自赴死之后，这句话就成了一种生死契约，让幸存者不得不忘我地活着。假如往下续写这部小说，如何活下去势必会成为关键问题。一方面，安德烈要继续躲避战争机器的搜捕，另一方面，还要背负沉重的心灵债务——要是他还有良心的话。上述情形可视作小说的两大法门：一种是写到死人为止，另一种是从死人写起。前一种大致为常规写法，像《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苔丝》、《白鲸》、《 包法利夫人》、《阿Q正传》等许多经典作品都是把主人公的死亡作为大结局，以此突出故事的悲剧性。后一种除了常见于推理小说、罪案小说，严肃文学也不乏名篇，像《局外人》、《我弥留之际》、《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都是“身后事”，主人公的故事恰恰开始于他人的死亡，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莫言的《生死疲劳》，以及余华的长篇新作《第七天》，干脆就是一种亡灵叙事，让死去的人变相地“活”在世间。马尔克斯声称，他活着是为了讲述生活。其实无论写生写死，最终都要落脚于现实生活，都要写出活着的人，哪怕你写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鬼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未亡人，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是幸存者，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向死而生，这大概也是上苍所能体现的最根本的公平。但在面对一致的终点时，每个人走过的路途又不尽相同，这不同的路途通常被称为命运。写小说或许就要去触碰那不可捉摸的命运，让生者找到活着的理由。本期新势力刊发的两篇小说，便是从死人写起的——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之后，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人该怎样活？ 作为“未亡人”的主人公，应该怎样才能鼓足勇气活下去？

陈东亮刚开始写小说，《红鞋》算是一篇试笔之作。但他显然一入手就切中了小说的价值，让一双轻盈的红鞋有了沉恸的分量。小说中的张小脸因不肯出卖给她写“恋爱信”的男生而受辱，而自杀，老三在捞起她的尸体时藏下了她的一双红鞋。然而这双红鞋既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心理酵母，它会把一个女孩瞬间的死变得永无休止，成为老三一辈子也解不开的死结。所以，自张小脸死后，活下去的老三只是苟活，接下来的生命便都成了余生。不论他如何补缀，也无法平复内心的罪责。显然，我们能够想到，张小脸的死与老三有关。更重要的是，老三主动地把自己判成了罪人，他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记着张小脸。记忆让他不堪重负，噩梦让他苦不堪言，红鞋让他的灵魂无处安放。因此，那种挥之不去的记忆或许者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作为对比，小说的叙事人“我”则显得不太相称。按说，“我”才是直接造成张小脸死亡的罪魁祸首，在老三不明就里充当替罪羊时，“我”却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直到最后，才道出了“一个永远都没有对外说的秘密”：“小脸跳河的当天上午，是我塞给了她一封信。”这么说来，“我”才是逃避记忆的苟活者。

寒郁的小说《授粉的女人》也是写生者的悲哀，写一位年轻女人在丈夫意外死亡后作出的“正常”反应。那样若无其事的淡定并非由于麻木，而是因为，她还要和未出生的孩子一起面对新的生活。所以，她要隐忍，要坚强，要续接因不幸而中断的日子。这篇小说写得平实自然，又在平实中灌注了沉稳、柔韧的力量。“授粉的女人”因而如同米勒画中的“拾穗者”，即便看不清她们的面容，也能强烈感受到，她们因谦卑而伟大。在这世间，活着是好的。

单从小说的叙事维度来说，《红鞋》可能要比《授粉的女人》更具开放性，当它的故事结束时，也意味着打开了另一个叙事空间。比如老三若是跳出替罪羊的状态，会怎样？“我”若承认了自己的罪，又会怎样？那双红鞋虽然烧掉了，却可能更加让人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