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远见

读过《红头绳儿》的朋友一定对王鼎钧笔下的那位校长印象深刻，他严厉得有些过分，而正是他用严厉包裹的爱心，使得赶上战争的学生们走向成熟，能够适应兵荒马乱的时局。他告诫学生：“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挺胸抬头……”在《昨天的云》里，作者说兰陵小学前后有三任校长，作者写了宋理堂和王者诗，我没有看出他们身上有那个校长的影子。

这个艺术形象，是完全虚构出来的吗？不是，这位校长身上，有作者的父亲毓瑶公的影子。

毓瑶公毕业于济南的法政专门学校，学的是政治经济，有从政的资本。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无处施展满腹经纶，只能死守庄园，靠土地为生。这个接受过现代教育、见过大世面的乡绅，目睹时局的恶化，不甘心随着“国破”而“家亡”，于是一边为长子的教育和成长殚精竭虑，一边向他灌输“齐家”的理念，让他建立承担复兴家庭的责任。

全家人逃难来到一个叫窑湾的镇子，投奔的虽然是一个殷实之家，但是王鼎钧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勇敢地迈出了乞讨这一步。他讨得一张煎饼，跑回借住的家：

我急忙献上我的所得。我此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报效家庭。

我认为现在可以吃了。我只想着吃玉蜀黍煎饼必须趁热。可是父亲说：“等一等，出去把你的弟弟妹妹找回来。”

等三个人聚齐了，煎饼还没冷。他说：“也许有一天，你得带着弟弟妹妹讨饭。那时，你要记住，若是讨到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让他们先吃。”

在宿迁的教堂里，父亲给他讲邓伯道逃难的故事。

晋代的邓伯道和邓伯俭，是亲兄弟。两人都只有一个儿子，他们的儿子都很小。

石勒造反，邓伯道带着儿子和侄子逃难。途中，两个孩子都走不动了，伯道说，我背着侄子逃吧，把自己的孩子丢弃了吧，我以后还可以再生一个。如果把侄子丢掉，哥哥一支就绝后了。

父亲问：“如果，我是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你带着两个孩子逃难，一个是弟弟，一个是你自己的儿子。你只能抱着一个孩子逃，那时，你抱哪一个？”

他把我问糊涂了，两个念头在我的头脑纠缠不清：第一，我怎么会有儿子？第二，如果我有儿子，弟弟一定长大了，怎么还会要我抱着走路？

我只顾做这道算术题，答不出话来。父亲又气又急，认为我的沉默就是对弟弟不负责任，他劈脸给了我一耳光。

作者在黄墩避难时，一支游击队来到这里，帮助老乡挑水、推磨，宣传抗战。那个名叫石涛的队长，动员作者参加他们的队伍。作者激动万分。过了几天，父亲对他说，外婆想你了，让他拿着为他准备好的行装，送他去了外婆暂住的北桥。不久，石涛的游击队到北桥活动，见到作者，又煽动他参加游击队。作者写信回家，说要参加抗战。父亲匆匆赶来，把他带到由兰陵王氏组建的抗战游击队。队伍解散之后，又把他带到插柳口，到“疯爷爷”门下学诗。日伪分配给兰陵两个到临沂五中公费就读的指标，提了作者的名。毓瑶公认为临沂是沦陷区，五中是伪学校。区长说，虽然五中受日本人控制，可是，校长是伪校长，“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临沂教的代数几何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毓瑶公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去亲眼看看再说。于是披星戴月，赶赴临沂，又风尘仆仆回来。从此不再提五中的事。而后，通过一个神秘的云游客，疏通了送王鼎钧去流亡中学求学的关系。

王鼎钧离家前夕，毓瑶公对王鼎钧作了如下的叮嘱：

这些年，青年没有出路，人都快憋死了。你是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有出路，才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咱们这个家是不行了，你别再依赖这个家，你的妹妹弟弟还小，他们以后有些日子还得靠你。你出去奋斗，咱们不求富贵，单求你有一技之长，能拉他们一把。要是你有文凭，他们白丁，你也亏心。他们不如你，你要多为他们想，前头的要为后头的修桥补路。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以后年头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人心人情万古千秋不变。皇天不负有心人，好心自有好报。”

他老人家的这番叮嘱，不仅印在了王鼎钧的脑子里，而且化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的本能。王鼎钧当年的同事杨仲揆回忆说：“他从未夸谈儒家，而我却模糊地意识到，他有儒者风范，后来许多事例竟证明我的印象，并非全然无据。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孝和友。当年我们都还年轻，二十几三十左右，都无家庭负担，唯有鼎钧，他默默地奉养高龄而完全失聪的父亲，和一弟一妹，包括弟妹的教育经费。我曾经多次到他家看到他对父亲的孝顺和对弟妹的友爱，令我肃然起敬。很快地，都结婚了，或大谈恋爱。而鼎钧却却始终默默背着一个家的沉重负担，直到弟妹学成婚嫁了，他才结婚。”（杨仲揆：《我所认识的少年王鼎钧》，载 1996年2月6日《中央日报》第18版）

                              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