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因与善果

有位网友在“王鼎钧吧”上感叹：这样伟大的作家，没有留在家乡，太可惜了。我回帖说：“如果王鼎钧留在兰陵，还能成为作家吗？”如果做不成作家，还能做什么？那些出身、年龄与他相仿，天资、才干跟他差不多的人，可以为我们的设想提供参照。

有人会说：王鼎钧具有成为作家的心理结构，在他离家就读流亡中学之前，许多长者或有心或无意地开启了他的文学天赋。即使他留在故乡，无论环境对他的创作多么不利，那已被激活的“集体无意识”仍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把王鼎钧拉来为之“服役”，逼迫他写出锦绣文章。

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如果王鼎钧留在家乡，就算成为作家，也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王鼎钧。所以，读者应该跳出功利，关注“存在”，忽略“产权”，要知道，大作家都是超越派别和语境的。

为了今天和未来的读者能够拥有这个王鼎钧，我们要为作家没留在家乡感到庆幸。

是谁促成少年王鼎钧离开家乡的呢？

战争？为什么跟他一起上小学的其他少年，没去大后方的成城中学（后来改为国立22中）就读呢？

我们必须追问这“第一推动力”是什么。

这就是作者母亲的善意。母亲的善意是善因，儿子外出求学是善果。

作者不止一处记述母亲的善良。

每逢过年，母亲必定特别蒸一笼特别的馒头，用它打发乞丐。这种馒头用白面做成，外面包一层高粱面，看来粗糙，可是一口咬下去便不同。

日军对兰陵镇空袭之后，家乡成为战区，王鼎钧一家被迫逃难。他们带着一头驴用来驮东西，因为不愿在途中被军队征用，打算卖掉。这倒不是非要把自家财产拿来换钱，而是不忍心让这头驴子在战场上受罪。经纪人来了，母亲说，不能卖给屠户。经纪人说这年头不平静，买牲口的人家很少，还是卖给屠户吧。如果卖给屠户，能卖五块钱，卖给种田的，只值四块。母亲宁愿降价，也不愿让这头驴被人家杀掉。因为没有找到农家买主，经纪人给联系了一个盐贩子。母亲认为，让驴子驮盐太辛苦，要求再换主顾，情愿减价。最后，三块钱卖给了一家面粉作坊。

尽管有人认为人的行为受理性左右。我觉得有些行为是出自本能的，比如善行。逃难途中，寄人篱下，十几岁的长子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已经开始乞讨。一头驴子，是卖五块钱还是三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笔者不知道当时的物价，可是，两块钱至少可以顶得上半个月的乞讨所得吧！可是她老人家宁愿少卖两块钱，也不愿让驴子成为俎上肉。这只能用人的天性来解释。

在战事告一段落，兰陵的生活秩序部分恢复，逃难的人又回到各自的家，心惊胆战地过日子。王鼎钧的母亲是基督徒，她的善良天性与基督博爱的主张，可谓珠联璧合。兰陵镇上的教会组织，一度得到国外教会资助，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后，各种因素导致“断奶”，兰陵教会只能自养，日子越来越拮据。在经济宽裕的时候，教会曾经为来自“沦陷区”的布道人提供饮食住宿之类的周济，当自命不顾时，就只好拒绝为这些难以确定身份的人提供方便了。宗长老主张，对这样的人，一律不予接待。

母亲本来主张接待这等人。那时人口流动又快又远，不比战前，教会也还没有发证件、写介绍信之类的办法，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教友，的确困难。但是，母亲说，就算有人混吃蒙喝，他既然奉主的名，也就给他。若是有人短了饭钱，教会也算周济了他。

母亲就这样说服了宗长老。这件事，改变了王鼎钧的生命走向。

1942年，他们接待了一个神秘的布道人。是他，为王鼎钧去大后方求学提供了联系渠道。通过这一渠道，王鼎钧这棵文学幼苗，离开父母的庇护，开始经受大时代的风雨，在九死一生的考验中长成参天大树。

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分不同层次：一、抚养的层次，让他活下去，长大成人；二、规范的层次，不让子女走上邪恶的道路；三、教育的层次，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生活技能、知识积累传授给他们；四、引导的层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让子女选择正确的方向，并为他们的选择提供基本保障。而这一切，都必须有身教伴随才能使子女成才。

王氏家族的“集体无意识”里，有儒雅、豪侠、宽厚、机智等品质，这些品质，在无序的社会里，儒雅会沦为奴性，豪侠会成为鲁莽，宽厚会变成窝囊，机智会沦为刁钻。母亲播下的善因，儿子收获了善果，在后来的人生之路上，王鼎钧应对不同挑战，使他意识深处的优质潜能得以体现。看来，遗传因素之于个人成就，不是必然而是或然，这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的优化聚合。没有母亲的善因，王鼎钧可能去不了设立在安徽阜阳的成城中学，留在兰陵，只能当一个破落地主，那些遗传优势，不会因此变成锦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