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峻而清醒的疯爷爷

台湾作家张晓风说：“写散文的，谁不钦佩 王鼎钧先生呢？他以肉掌劈凿嵬岩，泻下千尺飞瀑，他引流入川，迴狂澜入于千里烟波。他秉一枝巨笔，横烈处如血涌热腔，幽柔时如风动翠廉，怎能叫人不‘一生低首’？……而且，他的每一行结晶都如海畔盐山，干净剔透，阳光下令人不敢逼视。（眼睛会叫痛啊！）那一切，都是拿青春和性命换来的啊！”（《风雨阴晴》序）

王鼎钧自称“阅历不少，读书不多，文思不俗”。的确，比起“学院派”，一生流亡的他没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在阅读数量上自然不能跟人家相比。然而，事实证明，阅读数量不跟创作成就等值，与获取的精神营养也不成正比。阅读数量比王鼎钧多的人不计其数，文章境界能够赶上王鼎钧的人，还真没有几个。

单靠丰富的阅历，是不能成为作家的，在人类的文学活动告别了原始状态，步入“互文”期之后，作家必须站在巨人肩上获得视野，才能走进经典。那么，为什么有的作家苦读一辈子，仍然没有实现自己所期许的高度呢？我认为，除了天资因素，阅读策略是不能忽视的。阅读需要有人点拨，而文学教授多是训练有素的学究，他们在教人考试方面倒是内行，却没有能力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吸取营养。

王鼎钧在文学发蒙期有幸遇到了荆石老师和“二姐”，之后，他的父亲毓瑶公，慧眼独具，把他领到插柳口“疯爷爷”门下受教。这一举措，让王鼎钧获得了文学阅读的第三只眼。

“疯爷爷”系兰陵王氏最后一名进士王思衍的次子，外号“二疯子”。王鼎钧在《插柳学诗》一章里记述，王思衍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曾在朝廷吏部做官，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有“铁笔”之誉。衍公到朝廷任职，夫人并未随同赴任，在京物色了一位侍妾照料他的生活。这位如夫人为衍公生下一子，就是疯爷。庚子之变发生，衍公决定还乡隐居，就遣走小星，带着儿子回乡。疯爷思念他的生母，恨进士第，恨这么大的宅第不能容纳一个女人。这个由于哥哥去世成为进士第惟一继承人的公子，在醉酒中打发日子，族人认为他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可是，富有判断力的毓瑶公却有独到见解，认为疯爷根本不疯，他说：“疯爷之沉湎于酒，胡言乱语，乃是身处乱世、效古人佯狂避祸。疯爷或不能继承家学，可是郑康成家的牛识字，张天师家的狗能腾云驾雾，疯爷是进士衍公的爱子，受衍公亲口调教，肚子里一定有些东西。”

疯爷爷的确是一位大师级的导师。他教作者书法，一丝不苟，中规中矩。教唐诗，貌似随意点评，却透出大家风采。

说他不求甚解吧，他又把一句诗分析得十分精微。我背诵杜甫咏昭君的一首七律，恰巧被他听见。我说，“千山万壑赴荆门”，他说，“不对，你会把杜甫气死。”我急忙打开书本查看，书上印的是“群山万壑”。（疯爷说）你想想吧，所谓群山，不过十座山八座山，十座山而有万壑，平均一山千壑，可见山是大山、高山、深山，很有气势。倘若是千山万壑，一山只有十壑，山就小了，零碎了，气势就不同了。

还有一次，我念“花近高楼伤客心”，他走过来听见了，问：“花近高楼为什么伤客心？”我瞠目不知所对。他教我念下一句，下一句是：“万方多难此登临”，他忽然兴奋，连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说，若按常理陈述，乃是“万方多难伤客心，花近高楼此登临，”老杜调动了一下。

为什么要调动，是不是为了平仄？“平仄算什么！”抽完一锅烟，经过一番沉吟，他指出，“花近高楼此登临”全句是实，为小境界，“万方多难伤客心”全句是虚，为大境界，一句太重，一句太轻。调动之后，每一句都半实半虚，两句诗彼此互相呼应，这就有了起伏也有了气势，这才是诗。

这位大师级的人物，不是中规中矩的教书匠，更不是把文学导入“启蒙”、“救亡”轨道的社会学家。他理解作品的角度和方式，与“新批评”所主张的“细读”策略暗合。深得疯爷三昧的王鼎钧，在后来的流亡途中，遇有了读书机会，就把扫瞄的目光对着艺术层面，松弛着“阶级”和“路线”之弦，能够从粗砺的作品中提取营养，保持拒绝炙手可热的非文学的判断力。晚年，面对真正的经典，在补课中常常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价值。

王鼎钧的文章，纵横捭阖，错落有致，波澜起伏，奇丽如离骚，沉郁似老杜，不施铅华依然雍容华贵的大气，很少有人企及。我们今天对他的文学生涯进行逆向考察，似能听到他在疯爷门下学诗的回声。

人是社会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戴上时代给他（她）准备的有色眼镜。戴上这样的眼镜，无论阅世还是读书，都容易顺从他人的视角，把别人设定的结论当成自己的发现。在社会转型期，时尚思潮的尘烟漫天飞舞时，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清醒，对人对事有着是其所是的看法。毓瑶公的法眼，看出了疯爷的清醒，为儿子找到了不可取代的老师，而疯爷也有幸找到了惟一的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