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少年的“爱之伞”

王鼎钧出生在一个经济拮据的乡绅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代平常百姓”。他之所以成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经典作家之一，与战乱强加给他的一系列苦难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罪恶与苦难使他成为作家。作家靠表现自己的经历安身立命，在这个意义上，王鼎钧最有资格揭示罪恶和表现苦难。

然而，历经了锥心泣血的苦难，目睹了数不胜数罪恶的王鼎钧，在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笔下始终涌动着爱的暖流。是他，在鲁迅之外，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另一个绿洲（作家的经历无论多么丰富，他自己无论感到怎样的刻骨铭心，假如写出来对世道人心有害，就不能原原本本地公布。有的人，因为阅读面窄，眼界局限，坚信自己的经历重要，于是把展览苦难当成使命，这就是走进了误区。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暴露伤疤，还有值得同情之处，在人们需要愈合伤口的时候，仍然一味展览伤口，甚至用行为艺术放大伤口，就是为满足表现欲对世道不负责任了）。

作为王鼎钧的研究者，我们不能不从他的经历中寻找原因。

《昨天的云》第五章《血和火的洗礼》写兰陵被日军空袭之后，一家人逃难到南桥村的外婆家。

这个家庭已经败落了：尽管院落不小，可是作者的外祖父成为“上古史”，大舅因为科考失利自寻短见，没有留下子女，撇下蝉蜕一样的大舅母。跛腿的六舅（鲁南风俗，同一个祖父的叔兄弟依次排序，“六舅”似乎是外婆的二儿子），这个家庭的惟一继承人，偷偷变卖土地，组织游击队，自封为“大队长”，说是抗日，其实不过是制造笑料。

十二三岁的王鼎钧，在这座将要风化的宅院里，遇到了“二姐”这个聪慧美丽的女孩子。

她是作者五姨家的女公子，也是来逃难。表姊妹初次见面，作者的母亲询问对方出生年月，以便确定他们的称谓。机敏的五姨担心他们萌生微妙感情，立刻让作者称她女儿为“二姐”，且不要带 “表”字。

尽管大人在防微杜渐，云雀般的二姐，还是改变了作者的心境，他感到这座古旧的宅院发生了变化，“从窗外看，只要二姐站在窗里，那窗口就不再是一个黑洞，满窗亮着柔和的亮光。//每一间屋子都苏醒了，都回复了对人世的感应，都有一组复杂的神经，而神经中枢就是二姐的卧房。”

作者活动的范围在西厢房，那里本是大舅生前的书房，有满架的线装书，残留着大舅科场奋战折戟沉沙的景象。有一天，作者发现书桌上出现了苏雪林的《棘心》，接着是《沈从文自传》。又过了几天，二姐把巴金的《家》交给作者。他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书都是“二姐”送来的。“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新文学。”此后，二姐又借给他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以及郁达夫、赵景深等人的文集。

二姐提供的读物之中，有一本小说甚为奇特，它的作者虽非名家，我至今还觉得醍醐灌顶。

故事大意是，一个人矢志复仇。由于复仇是人生惟一意义，生活不过是复仇的准备。他时时侦察敌人的举动，为了对付敌人而随时改变职业、嗜好、住所、朋友和生活习惯，完全失去自己。他甚至失去了家和健康。他耗尽一生，终于宿愿得偿，可是他也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老人，心性邪恶，气质卑劣，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因为读了这部小说，少年王鼎钧开始梦想成为作家。醒里梦里，都在构思小说，甚至梦见自己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梦见了小说的出版。

我昼夜经营这不见天日的文章，脸色苍白，神思恍惚。一天，在饭桌上，外祖母注视我，好久。

“把两个孩子隔开，”外祖母对着空气说：“七岁寝不同席，八岁食不同器。”

母亲和五姨只是笑。

然后，二姐像个仙女，转瞬无影无踪。

可以说，这对王鼎钧来说，是一次“心的伤害”，他应该对传统的家庭进行反思。可是，这个不喜欢阅读巴金的文学少年，却没有生出怨恨。

我在南桥住到那贫血的柳枝柔柔软软的好像能滴下翠来，一面吐叶一面抽长，开出淡紫的花穗。树是那么高大，柳条却那么细密，细叶小花像编辫子一样一路到底，旷放和纤巧都有了。凭你怎么看，百看不厌。

这是文学赋予他的自信，是潜意识所预支的未来把他拉出伤感的漩涡。

即使是雨天，我也从未觉得垂柳是“哭泣的树”。我只觉得它是“爱之伞”。

有一天，看见雨，我到柳下静坐，全身湿透，为的是永不忘记这些树。“爱之伞”往往并不能抵挡风雨，它只是使我们在风雨中的经验不朽。

尽管我们不能假设，如果王鼎钧没在外婆家与二姐相识，他的文学道路是另外一番风景，但是，二姐的无心插柳（也许是真正的有心），使作者最初的文学冲动因为有激情伴随，使他对美的神往与生命冲动结合，激活了作者“集体无意识”中宽厚仁爱的部分。人在早年过目的读物，如果伴随着美好情感，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就不仅是知识意义上的内容，而是一种生命催化剂，在后来的时光里，会不断地诱发定向的创造冲动。可以说，二姐推荐给王鼎钧的一部不知名小说，为作家扬善审恶文学观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者与二姐的瞬间交会，还成为他离别亲人、去千里之外就读流亡中学的拉力。因为，在父母为他操持这件大事之前，二姐已经先去一步。许多年之后，王鼎钧写到：“身为男人，要谨慎地接受女人的影响。身为女人，要谨慎地使用她的影响力。”两个战乱中的少年男女，在使用影响和接受影响上，都把握住了分寸，这谨慎和善意的把握，使中国新文学的走向有了改变。